中国科学院荟萃着我国众多的科技英才，作为科技工作者的良师益友，邓小平给予了巨大的关怀。特别是从70年代开始，他以战略家的目光看待科技工作，认识知识分子，以极大热情亲自过问科学院工作和科技人员的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着手解决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同时，别重视科技人才问题，即如何培养人才和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他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令人难忘的是，1979年11月1日，小平在纪念中国科学院成立30周年茶话会上说：现在许多好的人才被埋没了，被耽误了。学非所用的情况还存在。他们的住房、生活还很困难，工作条件更不要说了。他接着说：人才难得呀！技术职称，学位制度，包括各个领域的工程师制度、研究员制度，应该很快建立起来，这有助于我们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在庆祝会上，小平豪情满怀地举杯说：“为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昌盛，辈出人才干杯！”
关心和培养知识分子，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最实际的表现。也就是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应落实到党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关心和培养知识分子的具体措施。他指出：“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身为一代伟人，小平在关怀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的工作、生活中，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和故事,如对陈景润、黄昆、汪德昭、谈镐生、彭加木等人的关心和支持。
中国要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
陈景润，这位曾经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同政治家邓小平的命运，同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科技界被弄得面目全非。生机勃勃的科坛，变成一潭冷冷清清的死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却突然“冒出”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陈景润，也使中国科学界为之振奋。共和国的总理亲自推选他为人大代表，复出不久的小平亲自过问他工作和生活。当时，“四人帮”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也佯称要宣传和关心陈景润，似乎也做出了一些表面文章。但在数学所全体职工大会上，传达江青关于陈景润问题的指示时，其中有一句话是：“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那么谁是汉奸呢？科坛刚刚有些宽松的空气立即变得令人窒息了。
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并指示他们，“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他们3人深入到各研究所进行座谈，向知识分子征求意见。他们通过组建科学院党的核心组，编制科技工作的长远规划，给科学院的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
同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听说有人指责陈景润是白专典型，气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并指示有关领导要尽可能在现有条件下，改善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给陈景润调整大一些的宿舍。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说，科技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他们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五岁，经过十年，三十五岁，真正来说，三十多岁应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他们没有工作，看电影，打派仗，搞得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的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究竟称红专还是白专？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在世界上公认他是有水平的，他会数学。应该爱护、赞扬，是个代表吧。
胡耀邦视察了陈景润6平方米小房间的所在地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说是集体宿舍，实际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等几个所共用的一个五层筒子楼，单身结婚了，生儿育女了，也都住在这里，每层楼道两旁摆满了炉子。数学所花了很大力气，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米，而且是朝阳的住房，距陈景润6平方米的小屋很近。把这个情况通知陈景润。陈景润的第一个反应是：“谢谢领导，我现在住房已经很好了，不需要调整。”
1976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早上，陈景润习惯地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外语广播，电台正在播送“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对于右倾翻案风和奇谈怪论，陈景润不知为何物，也不想关心这些事。他把收音机调到自己要找的频道，专心地听起外语广播。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陈景润的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他这里是很少有人串门的，是谁在敲门？
门外站的是个陌生人，“不速之客”对陈景润的谈话是“循循善诱”式的：“陈景润，最近看大字报了吗？”“没有。”陌生人坐了下来：“现在外面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你应该站出来，积极揭发嘛。邓副主席对你一直很关心，他说过，你是白专，对白专应该爱护，应该赞扬。你也应该写一写这些在报上发表，让大家知道这段事实。”如果在几年前，陈景润也许会顺从地答应来人的要求，但是几年的政治斗争，让陈景润变得谨慎、敏感。陈景润对政治的灵敏度还不足以让他分辨清楚在他面前的人物的善恶，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没见过的事不乱讲，没根据的事不乱猜，任何场合尽量少讲话，实在要讲，就讲实事求是的话。陈景润拿起手中的书，背过脸去：“我没见过邓副主席，也没听他这样说过，再说我也不会写。”
原以为这是最薄弱的突破口，结果碰了软钉子。来人并不甘心，他转到陈景润的面前，把事先写好的一份所谓批评邓小平，揭发胡耀邦、李昌的材料拿出来，放在陈景润的面前：“不会写没关系，你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了。”陈景润断然拒绝：“那不好，我不能签。”来人尴尬地笑了笑：“陈景润同志，你不要不相信我，我们写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说着拿出了两本某出版社出版的书让陈景润看，其中确有邓小平、胡耀邦关于陈景润的一些讲话。陈景润看了一眼书：“反正我没听见他们讲这些话。”之后，便不再讲话。无奈的陌生人悻悻地退了出去。
他们并没有放过陈景润，不久陈景润突然接到一个通知：“科学院要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就是你。你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谈，讲一讲你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对大家一定有教育意义。”
“我不会讲。报纸上，杂志上，有的是材料，这又不是证明数学定理，大体差不多就行了。”陈景润心里暗暗嘀咕：“没见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国科学院的大会如期召开，可是陈景润没有到会。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说他是白专的不是邓副主席，破坏祖国科学事业的、摧残科技人员的肯定也不是邓副主席，他坚信党和人民对这些造谣的人会有公正的评价。
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四人帮”的气焰更加嚣张，面对新一轮的镇压，有人卖身投靠，有人劝进效忠。中国科学院的“好心人”开始点拨陈景润：“你应该给江青写封信，写了信，你的处境就会好多了。”“我不认识她，给她写信做什么？”“好心人”连连摇头：“别人写的信，江青可能不看，你大名鼎鼎的陈景润的信，她一定会看的。”陈景润固执地坚持他的态度，“我没什么要求跟她讲。”
“当时，有人非要我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多次的逼迫，使我曾3次企图自杀。以死拒之，他们也没办法。”80年代，陈景润曾对自己的老师方德植说。
在陈景润生活经历中，他先后给小平写过两封信：第一次是1977年9月，第二次是1981年9月。其信的内容多是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党和领导人对他的关心爱护等。当时，最令陈景润为难的是大量的群众来信，他无法一一回复。
1981年9月7日，在陈景润第二封信上，邓小平亲笔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之后，所里曾多次为陈景润调选秘书，但均未能找到他称心如意的秘书。直到1983年7月，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到数学所逐一落实几件工作：调配新住房；将其爱人由昆从湖北应城县调到北京；派李小凝担任陈景润的秘书。
但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景润被确诊为“帕金森氏病”。爱人在309医院上班，儿子上幼儿园无人接送；陈景润在家常常吃不上饭。无奈，由昆只好将在东北的表妹李莉请到北京。陈景润和由昆皆大欢喜。但李莉户口不在北京，一直想要回家找工作和对象。陈景润焦燥不安，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后经中组织出面，将李莉的户口迁入北京，使陈景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时，一起办理户口迁京的共有3个人：一是照顾邓颖超的她的侄女；一个是照顾革命老人帅孟奇的亲属；第三个便是照顾陈景润的李莉。
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始了艰难的全面整顿。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国家危难时期，为挽救知识分子的命运置自己的荣辱安危于不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黄昆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治理整顿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身为北大教授，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的黄昆多次被邀请做学术报告。报告在科技界多年万马齐喑的状态下，引起半导体所和科学院的强烈反响。
黄昆是国际著名的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学家。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在固体物理理论和半导体物理学等方面取得多项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75年9月26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领导汇报科学院《汇报提纲》时，一向雍容大度的小平激愤地说，你们有位老科学家，叫黄昆，是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周荣鑫（教育部长）你查一查，我是三天前知道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京大学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会后，周荣鑫去北京大学着手办理黄昆的调动事宜。然而，小平的这个决定，因遭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阻挠而搁浅。不久，“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并把这件事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例子大肆批判。黄昆也再次受到冲击。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党中央吹响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使科技界春意盎然，邓小平没有忘记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几次提到应调黄昆教授到半导体所当所长。在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黄昆终于重新走上科研工作的第一线，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遵照邓小平关于研究所领导班子由所长、党委书记、后勤人员组成的指示精神，中央为半导体研究所从陕西调来了党委书记，从建委调来了管后勤的行政副所长，半导体研究所成为十年浩劫后中国科学院第一个所领导班子配备整齐的研究所。从此，半导体研究所的发展冲出起跑线，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注我国水声学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水声学研究是一个比较强的学科，在国际上也很有地位。我国水声学研究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比较好的局面，与小平的关心是分不开的。其中，著名科学家汪德昭院士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汪德昭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都留下光辉的足迹。他1905年12月20日出生于江苏灌云。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并曾任中国声学学会、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曾荣获法语区声学家协会授予的最高奖章、法国巴黎市政府颁发的银质奖章、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开创了中国水声学和国防水声研究，创建、组织和直接领导了有关研究工作，创建和发展了中国第一支水声科技队伍，为中国水声物理学研究、国防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0年代，他在大小离子平衡态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被誉为“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数十年来在诸多方面取得独创性成果。
1956年底汪德昭响应周总理要求驻留国外的专家学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祖国。回国后，他就参加了制定我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的工作。鉴于水声学在未来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他提出了重视发展水声学研究的建议。党中央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汪德昭的建议当时经主持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上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小平批示“同意”后上报毛主席、周总理。结果，作为紧急措施很快从一些名牌大学里抽调了100名在读大学生，到刚刚组建的声学研究室边干边学，加速培养。实践表明，这种办法确实有效，一批精专于声学研究的栋梁之材很快成长起来。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国防或地方声学领域中的骨干，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的一大批声学前沿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首肯。回忆起我国水声科学的发展和小平的关怀，汪德昭这位世纪老人，目光炯炯，声音宏亮地说：“但是，就是这样好的科研队伍在‘文革’中也难逃劫难。1970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硬是被拆散，作为声学研究重要部分的我国的水声学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恢复声学所的科学研究工作，“四人帮”倒台后，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汪德昭院士便满怀希望地于1977年8月10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叫汪德昭，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四十多年的科学工作者，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和亿万人民一样，为您的健康和安全提心吊胆。最近，二中全会关于恢复您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消息传来，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出我内心真诚的喜悦！
“1964年正式组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开展了声学领域包括水声、超声、电声等多方面综合性声学研究工作，以水声为重点。全所六百多人，并任命我为所长、党委成员。我国声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30年来有了相当进展，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全国已经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声学研究队伍。
“声学事业的发展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前进道路是不平坦的。1967年声学所划归国防科委领导。1969年又有改动，划归海军司令部七院领导。在这两次体制变动中，声学研究所还是完整地保存着。1970年10月，林彪死党李作鹏竟擅自决定把声学所拆散，水声部分划归国家海洋局，其余超声、电声部分划归科学院物理所。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声学所就被拆得不象样子了。7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声学研究工作日益削弱，发展速度减缓，水声学的发展，受到了挫折。
“在这里，我向你简要报告一下国外声学发展情况：近来国际上声学活动日益频繁，声学学科有了迅速发展。美、苏、日都有庞大的声学队伍。英、法都有声学研究中心。意大利、匈牙利、波兰乃至非洲、拉美一些国家，也都有声学研究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有‘国际声学委员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国际声学会议，规模宏大，出席千余人，论文七百篇。该组织已多次邀请我们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我国是一个有八亿人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破坏，至今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学研究单位。这种状况，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是不相称的，对于加速四个现代化也是不利的。
“为此，我作为一个党内科学工作者，郑重向您建议：立即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即把划归海洋局的水声科技人员和物理所声学科技人员重新合并，就可以恢复。归属问题，从事业角度考虑，应仍由中国科学院领导，以原声学所设备为基础（设备仪器完好）。所址不变（原中关村所址），必要时略加扩建。把分散的力量再集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九百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水声工作站），为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国防研究项目服务，特别是为海军声呐现代化服务。不仅如此，对于赶超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都有推动作用。
“最后，我个人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让我留在研究所工作，留在基层工作，恳请不要把我从科研第一线调到海洋局当副局长。
“大致情况是这样：1970年10月，水声部门划归海洋局后，成立了“水声物理研究所”。5年时间，我在所内没有任何职务。但1974年10月，我参加了所核心领导小组。1975年1月，我荣幸地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海洋局填写我的职务为水声研究所‘所长’，事实上，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局里早已派来好几年了。1975年8月，局领导通知我军委已任命我为副局长（由海洋局提名）。我除了感谢党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外，还申述为了水声事业，我应该留在基层，请求不要从科研生产第一线上调，请领导上重新予以考虑。最近，局领导又通知我必须上调任海洋局副局长。像我这样长时期搞科研的人，不发挥我的专长，却要我承担我所不熟悉的副局长工作，对党是不利的。您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深深地教育了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作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我一定遵循您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组织上对我的培养和重用，深为感激，但从祖国水声科研来说，我总感到还是让我踏踏实实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党更为有益。
“我今天已经七十二岁了。但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每天仍可以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我在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号召鼓舞下，多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为水声科研工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决心和我共同战斗了二十年的战友们在一起，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当时，已经年逾古稀之年的汪老怀着拳拳报国心，信写得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汪德昭写了两个内容：一是说科学研究有自身的规律。水声学研究的成果某些单位能用上，但把水声学研究归海洋部门领导就不合适，就如同气象工作要用雷达，但把雷达研究工作归气象部门领导就不合适一样。为此建议中央批准把“文革”中给折散的水声研究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形成拳头。二是谈到自己继续留在科研岗位上比当行政官员更有利于个人作用的发挥。
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将这封信批给方毅：“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方毅于8月25日批转给李昌：“此信可印发。小平同志的指示印在前面。请即同海洋局商研办理。这信的意见很好。处理情况望告邓小平同志和告我。”当时，由于“四人帮”的余毒尚未肃清，有人攻击小平“对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做了轻易的批示”。在落实小平的指示中遇到了干扰和阻挠。经过一年的周折，中国科学院恢复声学研究所，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的水声学研究特别是在浅海水声理论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1997年4月，国际浅海水声学会议在我国召开，国外知名同行对我国水声学研究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汪德昭动情地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批示，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我国的水声学事业就不会有今天”。
“1997年2月20日上午，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时，感觉就像触了电似的，心里头巨大的悲痛简直无法忍受”。小平去世后，汪先生十分悲痛，多次对人说：“小平伟人!小平伟人!”
走出历史的阴影
谈镐生191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39年毕业于上海交大，1946年赴美深造，1949年获康奈尔大学航空、数学、力学博士学位，1957年创办美国高等热工研究所。在美期间他开拓了非均匀湍流衰减、激波马赫反射、旋翼边界层理论和高空导弹弹头优化的研究，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研究员、副教授、教授。1956年晋升为终身教授。
1965年秋，谈镐生满怀报效祖国的愿望，回到了祖国。但由于历史的误会，自此以后他便不断遭受非难和冲击，直至1985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被戴上“特嫌”帽子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科研工作也被迫中断。
尽管身处逆境，基于对祖国的热受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信念，谈镐生时时想着“要做一点事”。70年代初，他抱病为中青年讲授激光物理和统计力学。1973年，面对大多数人抛书弃学的现状，他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全所大会上大声疾呼“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为了工作，学习才能工作，学习就是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谈镐生和全国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沉浸在喜悦中，兴致勃勃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在思考我国力学事业如何发展时，看到“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中未包括力学，对此他有不同看法。认为力学和数学是物理学的两个基本支点，只在“技术科学规划”中列入“工程力学”，忽视了力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于是，以一位物理学家的使命感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论证力学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建议召开全国的力学规划会议，制定全国力学发展规划。
谈镐生的建议信于1977年12月12日由李昌转呈中央，小平23日即作出明确批示。根据这一批示精神，召开了全国力学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理论和应用力学”。从此，力学学科得以与数、理、化、天、地、生并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
面对文革后科技人才的严重断层，谈镐生也在思考着如何抓紧时间加快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1977年秋他上书给时任中组部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提出尽快恢复研究生制度，建议在全国建立研究生分两级（硕士和博士)培养制度，胡耀邦阅后很快批转李昌。1978年研究生招生在科学院的带动下在全国全面恢复。这一年报考谈镐生的考生多达700人，从中录取了10多人。在回国后的十几年里谈镐生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畅快地工作过，这回总算办了件大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他更多的建议被打入“冷宫”，且仍时常受到莫名的排斥。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位海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却得不到一张入场券。困惑、苦闷，他的夫人邓团子不得不把多年来积存在心底的疑团、苦楚，直书小平。2月25日寄出的信，于3月18日开幕的科学大会谈镐生便被作为特邀代表光荣地出席了。
但是，直到1984年，谈镐生的工作和生活还常受到无理的阻挠和非难，政治上仍得不到信任，接待来访外宾、出国考察以及使用上均受影响。为此，邓团子于1984年2月再次上书中央，请求调查谈镐生的所谓“特嫌”问题。
1984年3月3日新华社记者据此和有关调查材料写了一篇“著名科学家谈镐生在科学院受到种种非难”刊登于《国内动态清样》第28期上，尽述谈镐生的不平遭遇。邓小平阅后于3月5日批示：“为什么这种情况现在还不能改正……”(《中华英才》总第92期，第46、47页。)根据小平批示，科学院党组责成专人进行调查，全面澄清了谈镐生的所谓“特嫌”问题，清理了其档案中的一切不实之词，并将调查结果于4月上报小平。
1985年2月14日，中国科学院在力学所召开大会，为谈镐生遭受的不白之冤进行公开平反，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等院领导到会，院党组成员、干部局局长吴学珍宣读了院党组“关于谈镐生同志平反的决定”。卢嘉锡院长、严东生副院长等院主要领导同志亲自登门，为谈镐生长期蒙冤表示歉意和慰问，根据谈镐生的成就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科学院推荐，报清有关部门批准，他曾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六、七、八届常委。
至此，谈镐生终于走出了被笼罩20年的阴影，走出了生命中的漫长冬天。
寻找彭加木
罗布泊地区是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文化“丝绸之路”的要冲，在我国古代史上素享盛名。它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南起阿尔金山，北至库鲁克山，东接河西走廊，西到塔里木河下游。据史书记载，罗布泊曾经是新疆南部一个最大的淡水湖泊，它是由孔雀河、塔里木河等几条河流和若干条小河汇集而成。60年代中期，由于在塔里木盆地大量的开荒垦田，建库拦河，流入罗布泊的水量逐渐减少，湖水面积也越来越小。由于气象条件造成了该地区降水稀少和蒸发剧烈的不平衡状态，气候干旱异常，戈壁沙漠无边无际，沙山起伏，沙谷密布，每年的六、七月份，白天的气温通常在摄氏五十度左右，地表温度高达六十多度，沙堆里可以焐熟鸡蛋，石板上可以烙熟大饼。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刮起六到九级的大风。每当大风刮起，飞沙弥漫，热浪翻滚，天昏地暗，犹如大蒸笼。由于罗布泊的地理环境变幻莫测，又恶劣无比，被称为“魔鬼三角”。是我国最干旱的几个地区之一。
尽管罗布泊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对于罗布泊的历史和地理引起了中外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在罗布泊的东、西、北部广泛分布着驰名中外的“雅丹”风蚀地貌。罗布泊独特的环境聚集了丰富的稀有的自然资源。几度兴旺衰败的沧桑变迁，诸多的古城遗址，大量的文物，出没的野骆驼、野兔、黄羊、大头羊，生长着的罗布麻等野生植物。再加之，我国古代的张骞、班超、玄奘，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都曾经涉足罗布泊地区。这些构成了罗布泊的神秘。
近一百多年来，曾有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地区进行过零星的科学考察。但是，因为恶劣的环境和交通不便等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对罗布泊进行过完整的、系统的科学考察，是新疆自然资源考察的空白地区。考察罗布泊，揭示罗布泊的秘密，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早有考察这一地区的打算。彭加木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助教。1949年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79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1956年以来，它的足迹遍及了新疆、云南、甘肃十余个省区。它15次进新疆考察和帮助工作。他有丰富的科学考察及研究经验。
1964年，彭加木就曾经到罗布泊西南边缘的米兰进行过考察。为了查清罗布泊洼地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矿物资源（钾、镁、稀有金属、重水等）的含量，为综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1979年初冬，他又带领一支考察小组进入罗布泊北部孔雀河口三角洲及娄兰古城遗址一带进行初步踏勘，为进入罗布泊做准备。
1980年5月9日，彭加木带领一支由化学、水文地质、植物、动物等多种学科的专业人员以及后勤、通讯联络人员一行11人组成的综合考察队，对罗布泊开始了第一次系统的考察。
从5月9日到6月16日，历时一个多月。考察队队员吃尽千辛万苦，自北向南，胜利地穿过罗布泊湖盆，比原计划提前二十多天完成了考察任务。是近代史上科学工作者第一次打开了罗布泊的神秘大门，同时也为以后的考察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多做一些工作，给下一次考察创造更多的条件。大家商定利用剩余的时间，进行一次东进考察。
6月11日，考察队从米兰出发，开始东征。但行动很不顺利，刚出发不久，高温和大风就向考察队袭来，风沙弥漫，热流滚滚，行进艰难。白天，考察队与热浪和风沙搏斗着，艰难地向前进。汽车水箱经常沸腾，不得不停下车，掉转车头，借助风力降温。日行不及60公里，可耗油量却高达每公里一公斤半之多。夜晚，更是难熬，大风一起，帐篷经常被吹翻。大家不得已，只能一个人抱一根柱子坐着等待到天明。就这样，原计划6天走完的路程，实际6天才到达库尔库都克附近，只走了360公里，距720尚有400多公里，可是剩下的汽油和水只能维持2天了。为了能坚持下去，决定就地找水。16日找了一天，没有找到一滴水。当天晚上，他们研究决定，一面向当地驻军发出电报请求支援；一面组织人员第二天再到东边的羊达克去找水。
彭加木还是很希望考察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找到水，这样既不给驻军增加长途运水、运油的麻烦，又可以为以后的考察提供条件。于是，彭加木在6月17日上午，正当队员们在帐篷中休息时，它不顾疲劳，冒着五、六十度的高温，留下一张纸条，一个人向东找水去了。可是，一去没有回来。
考察队发现彭加木失踪，立即组织队员在附近进行了寻找。
6月18日凌晨两点，考察队向新疆分院、上海分院、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部报告：彭加木同志外出找水未归。
消息传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上海分院，立即采取了紧急寻找营救措施。18日当天，新疆分院和当地驻军组成“找彭领导小组”，指挥寻找。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得知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向党中央报告，并将情况报告了小平办公室。小平对此事非常关切，指示方毅，要尽最大努力营救彭加木同志。遵照小平、方毅的指示精神，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寻找工作。
第一次寻找，是从6月18日—26日，共进行了9天。组织了部队战士、考察队员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同志共计16人，携带车辆和通讯设备，以彭加木失踪地点为中心，在东西各30公里的范围内，反复进行地面搜索。19日，在彭加木失踪地点东北大约10公里处，发现了彭加木的脚印、坐印和一张糖纸。但是，未发现其它线索。
第二次寻找，是从6月26日—30日，共进行了5天。参加寻找活动的地面搜索部队人员31人，大小车辆8部，出动飞机10架次，地空配合，从失踪地点东北的八一泉开始，沿疏勒河古道向东，直到甘肃的后坑，在直距约250公里的范围内反复进行搜索。结果未发现任何线索。
第三次寻找，是从7月6日—16日，共进行了11天。以大面积地面搜索为主，空中搜索为辅。地面搜索人员118人，大小车辆37辆，警犬6只。对从八一泉到甘肃敦煌的东西200公里，南北20公里范围内，全面地、大面积地进行了反复搜索，仍未发现任何线索。
党和人民出自对优秀科学家彭加木的尊敬和怀念，很希望能找到他的遗体或遗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总结和准备，于11月10日—12月20日，进行了第四次寻找，历时41天。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又组织了一支以各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为主，有部队8单位参加的69人的搜查队伍，配备了大小车辆18辆，从敦煌出发，进入罗布泊洼地寻找。这次寻找缩小范围，重点在失踪地点，采取拉网战术，点、面结合，以面为主的方法。就是以库木库都克为中心，沿疏勒河古道划分成几个寻找地段，步步为营，分片寻找，防止遗漏和重复，每天各组都在寻找过的地段边缘插上标记，以便第二天继续寻找。他们特别注意对低凹地、流沙地的搜索，还找遍了几十条大小山沟。这次寻找的面积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10—20公里，总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但是，仍未发现彭加木的遗体或遗物。
四次寻找，历时67天（不包括实际寻找之外的路途往返时间），参加寻找240人次，出动汽车66辆，飞机20架次，飞行约100小时，搜寻范围共达4000多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兰州军区等驻地的部分部队人员以及甘肃敦煌、后坑等地的一些牧民也参加了寻找活动。
经过四次寻找，仍未发现彭加木的踪影。分析当时的情况：1、考察队的营地就设在库木塔格大沙漠边缘沙带的一小块硬地上，彭加木离去的第二天下午和晚上刮起了八、九级的大风，以后也几乎天天在刮大风，流沙活动频繁；2、彭加木离去之前，已经连续6天6夜未曾很好休息，16日晚，彭加木思考工作到深夜，又为大家煮骆驼肉，只睡了二、三个小时，身体已经相当疲乏，而且只携带了一壶水，其它常备的食品、药品等均未带，不可能走得太远；3、距彭加木失踪地点的方圆数百公里是渺无人烟的荒漠地带，有时除了野兔子、野骆驼、野羊出没外，从未发现过其它可以伤害人的野兽，土匪和其他坏人在此没有生存条件，不存在被野兽或土匪坏人杀害的可能；4、在这一带，时有发生失踪事件，结果是有的获救，有的找到尸体，有的踪迹全无。如：有位解放军的副班长失踪三年后，在沼泽地里发现了他的尸骨架，尸骨旁边还放着他用的扁担和镰刀。
通过分析和判断，彭加木离去找水，迷失了方向，倒下后被流沙埋没，为了科研事业光荣牺牲了。
为了纪念这位把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的卓越科学家彭加木，在他失踪的地方建立了一块纪念碑。注明“一九八O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以示纪念。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其家属、子女享受烈士遗属待遇。在上海举行了彭加木追悼会，方毅送了花圈。上海市委、市政府、新疆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等单位送了花圈。寻找彭加木的工作是在小平的直接关怀下，在方毅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通过这一不寻常的事情，体现了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科学家的关怀。
为了感谢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科学家的关怀，学习彭加木为了边疆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继承他对罗布泊考察未竟的事业，在彭加木遇难之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又先后两次深入罗布泊地区进行了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植物、动物、化学和历史地理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参加的综合科学考察。在彭加木第一次考察的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照片、样本和样品，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室内分析、整理和鉴定。对罗布泊洼地的形成、第三纪古罗布湖的范围和新构造活动，收集了许多的资料；对奇特的雅丹地形的形成，提出了新的见解；对国内外长期争论的“罗布泊游移湖”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和分析证明，罗布泊在历史上只是湖内变化，没有过迁移活动。对于罗布泊地区的动物栖息环境、生态习性等做了初步观察，填补了这一地区动物区系考察的空白，掌握了罗布泊洼地动物区划界线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对野生双峰驼这一世界珍贵稀有动物的具体保护措施；植物、土壤、化学、历史地理各专业考察也都取得了新的成果。编写了《罗布泊洼地科学考察论文集》、《罗布泊洼地科学考察画册》。1982年召开了罗布泊洼地科学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