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是是学部咨询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50年来，院士们始终把为社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多种形式提出建议，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从上世纪50年代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到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工程院的设立到“863”计划的实施，无不与院士们的建言献策密切相关。这些重大规划、计划的出台乃至机构设立的幕后，活跃着院士们的身影。

为更好地发挥院士们在国家科技决策中的咨询作用，使之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1994年以来，中科院学部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简称院士建议)为媒介，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呈送院士的意见和建议。

一 院士建议的数量及院士参与度分析

(1)院士建议报送数量。院士建议自创办以来，共向国务院提交了137份，受到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许多建议得到采纳，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战略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

10年来，院士建议的提交量每年约为10篇，基本上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333人次参与了院士建议提交工作，其中2/3以上的院士仅参与过1次院士建议，这对于拥有600余名院士的团体来说，不论是从报送数量上还是院士参与的人数上，都处于较少状态。提交建议的院士主要是以在各自学科领域较活跃的院士为主，尤其是个别较为活跃的院士完成较多，如何祚庥院士，以他为主牵头提交的院士建议10篇，参与提交4篇。

(2)各学部的院士参与度。将1994年以来各学部参与提交院士建议的人数分别与1994年以来各学部院士人数相除，由此可得各学部院士建议的参与度(下图)。

由上图可见，地学部院士建议的参与度明显高于其它学部，生物学部和技术科学部次之。所属学科的因素可能是造成院士提交建议数量多寡的主要因素。地学部的院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和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更紧密的联系，同时国家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更为迫切。而数理、化学学部院士的专业领域和所从事的工作更偏重于基础研究。

二 院士建议的内容分析

137篇院士建议内容涉及资源与生态环境、能源与交通、高技术产业发展、重大科学工程与科学计划、基础研究、国家发展中宏观科技、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国家安全等9大方面。从报送的篇数上可以看出，院士最为关注的是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为43篇，占31.3%；其次为能源与交通问题，为18篇，占13.4%。

院士建议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1998年，我国发生了特大洪水，引起院士们的高度关注。院士从国家宏观政策、防洪治水发展方向到具体工程技术等向国务院提交了6份建议。窦国仁院士在“对长江98洪水的认识和建议”中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治水，防洪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不能仓促行事。沈珠江、刘光鼎、唐孝威、严陆光、殷鸿福院士也针对防洪治水提出了建议，为有关部门制订防洪政策和治水方案提供了重要参考。

2003年春季，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灾难席卷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陈竺等22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建议，指出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体系建设中，要加强有关科技体系的构建，成立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或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同时建议将上述机制(包括预防医学体系)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并将其列入与国防、民用高技术、基础科学研究等同等高度予以重视和支持。建议得到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第二日便批示卫生部会同科技部研究该建议，并制定具体措施。

(2)紧密结合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近年来，全球能源危机，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院士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何祚庥院士等连续提出了“我国与美国、日本能源利用效率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风力发电——我国能源和电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现实选择”等建议，中央领导指出，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可减轻我国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承受的压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请发改委会同财政等部门统筹研究(风、火、地热、太阳、生物质能等)有关支持、鼓励政策意见，报国务院审议。

现代交通问题也是院士们关注的焦点。从2000年起，院士们陆续提出了“德国归来话磁浮”、“解决中国交通问题需要有新思维──磁浮列车+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城市交通的现代理念和技术”等多份建议，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交通发展战略问题，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3)结合学科特点，为国家宏观科技决策服务。朱显谟院士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治理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与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之后又于1994年、1995年和1998年三论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略。他的建议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黄土高原的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鉴于航空在我国国防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2004年9月，周恒、顾诵芬等院士提交了“将航空列为国家重点优先发展的领域”的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最终促成将航空领域的研究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4)注重基础性研究工作。1994年院士建议的第一期，即为钱学森提出的“我们应该攻科学理论中最深层次问题”，之后邹承鲁、吴文俊、甘子钊等36位院士提出了“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路甬祥院士提出了“关于我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之管见”；院士们还从各自学科的特点出发，提出加强高压研究以及“糖生物学”研究，将数学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规划等10余份建议，呼吁以国家为主多渠道增加对基础性研究的投入。目前国家对基础性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投入的持续增加，无不与院士们的努力密切相关。

(5)高度关注重大问题。如，1997年，我国珍稀古生物化石向境外流失和遭到破坏问题严重，杨遵仪联合地学部74位院士提交了“关于制订珍稀古生物化石保护法，加强研究工作协调及对外合作管理的紧急呼吁”。该建议对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珍稀化石的保护和制订相关法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又如，洪德元等22位院士提出了“关于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完善野生生物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健康饮食观的呼吁”；冯端等22位院士提出了“关于发展电子与光电子功能材料的建议”；徐光宪等14位院士提出了“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等等。这些建议对国家制订有关政策法规起到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有的则直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徐光宪等院士的建议，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发改委派人专门听取徐光宪院士的意见和建议，并拟开展对包头钍矿的调查研究。

三 问题和建议

通过院士建议可以看出，院士们除在各自的研究和教学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就外，还对国家的宏观科技决策提出了大量十分有价值的咨询建议，赢得了决策层和全社会的高度评价。但是从院士建议的整体分析也可看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

(1)针对国家战略需求，进一步加强院士建议的组织工作。院士建议大多是院士们从自身的学科领域或工作实际出发，向国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多、热点多，而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少，有目的的组织少。

在组织层面，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办、国办和有关部委的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了解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科技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及时组织院士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2)发挥院士多学科综合优势，拓宽院士建议的广度与深度。国家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体制政策各个方面，600多位院士不论是从各自学科背景还是实际从事的工作，都有多学科综合优势。

建议在广泛发挥院士积极性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一方面充分了解国家需求，另一方面对院士们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等进行分析，使国家需求和院士的学科优势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院士们多学科的智囊作用，拓宽院士建议的广度与深度。

(3)处理好院士建议与咨询项目的关系，共同为国家宏观决策服务。院士建议和咨询项目都是学部咨询工作的重要方面，两者都是对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的方式。从报送的院士建议可以看出，涉及重大科技问题的有关内容除上报国务院外，在学部咨询项目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据统计，只有徐光宪等院士提出的钍和稀土资源的利用问题经进一步的调研，已作为学部咨询项目立项开展研究，其余基本是上报国务院后就结束了。

院士建议凝聚着院士们的真知灼见和对科学问题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因其所涉及问题的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不同。对于专题性或是反映某一方面问题的院士建议，报到国家或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即是达到目的了。而对于涉及重大长远的战略问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其作为学部咨询项目的前期调研，成为学部咨询项目立项的一个重要方面。

(4)发挥院士积极性，提高院士的参与度。从报送数量上可以看出，院士建议每年的报送量不到全体院士人数的2%，若提高一个百分点，每年可达20篇。

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问题院士们有责任向国家及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但作为向国家建言献策的一个重要渠道的院士建议，目前还存在着参与人员较少、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不够广泛等问题。

建议一方面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逐步建立起跟踪体系，针对院士建议的有关批示及有关部委采取的措施及时反馈给学部和院士，提高院士们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加强对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的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将信息和内容提供给院士，使院士建议发挥更大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