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转基因方面的基本知识，你怎么能够鉴别我们是应该有转基因食品还是不应该？没有关于环境的基本知识，你怎么能够去推动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连串的话以极快的语速从中国科协副主席、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嘴里“蹦”出来。不待喘气，她又给这些设问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不可能。”

    韦钰说，21世纪，科学和技术已经不再是金字塔里的事情。“国民具备科学素质，是个人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全民科学素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依靠公众参与民主的决策，保证科学技术用于造福人类。”

    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提高国人的科学素质，近年来，韦钰满怀激情地进行儿童科学教育的研究、实践和推广。

    大规模改变国民素质要靠科学教育

    “不从基础教育抓起，创新型国家是建不成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下午，韦钰刚刚获得了法国总统希拉克签署颁发的法国国家荣誉勋位骑士勋章。她告诉记者：“在过去五年多时间里，和法国科学院在儿童探究式科学教育方面的合作是授予我这个勋章的关键原因。”

    在韦钰自称“工作交流平台”的博客上，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现任的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这样描述自己目前的主攻方向：研究“做中学”科学教育的内涵、评价并参与“做中学”推广工作，主持中国儿童情绪库的建立，研究中国儿童气质、性格分类和教养的关系。

    “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项目，是在幼儿园和小学中进行基于动手做的探究式学习和教育。韦钰这样描述探究式科学教育：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态度、依靠和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重视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和合作、促进学生科学态度的养成。韦钰说，项目的实验结果非常好，在广州、上海、南京、汕头等地的试点很理想。现在，要求进这个项目的人很多，像北京市的各区都想做起来。“只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到全国，只能先做试点，慢慢带动到全国。”

    韦钰认为，我国的科普概念比较狭隘，总是比较强调对成人的科普，有点像“扫盲”一样。“我更关注科学教育，这是通过正规的基础教育渠道来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她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可以大规模地改变国民素质。而且，比起长大以后再“扫盲”，从小进行教育更容易。“创新文化的培养只靠在大学里进行是不够的，到了大学，很多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热情已经被消磨殆尽。”

    韦钰坚持认为：“不从基础教育抓起，创新型国家是建不成的。”这位工程院院士很坦率地说，自己已经过了做科研的黄金年龄，现在的工作比专注于原来的专业研究更有意义、更重要，“完全值得我花很大精力去做”。而且她相信，今天的教育如果靠说教，谁也说服不了谁，要靠科学。为了把脑科学的研究和探究式科学教育结合起来，特别是和儿童情绪发展结合起来，她在东南大学建立了一个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实际上是搞神经教育学、儿童情感研究。韦钰说，这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科学。

    科学教育要培养杨歌这样的孩子

    “创新型人才最基本的素质就是不怕权威，有探究的热情”

    韦钰认为，科学教育传播的不完全是知识，“当然一些核心的知识和概念、推理模型也需要”，还应该包括一种生活的态度、思维的态度、对未知的问题总是探究的态度。“不是说一个东西出来了就接受，而是必须要问这是为什么。”她说，这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在博客上，韦钰专门为一个名叫杨歌的高中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杨歌曾经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深得韦钰的欣赏。

    韦钰告诉记者，杨歌“有一种活力，喜欢交流、喜欢表达他的主意、喜欢独特”。“他不把我当部长，主动找我讲话，介绍他设计的东西。”后来，韦钰有一次应邀参加Intel公司的活动。进入正式会场前，会议主办方邀请与会者在一张贴在墙上的、又长又宽的纸上签名。韦钰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理，自己找了一个角落准备下笔。结果一抬头，看见大大的杨歌的签名写在当中的位置，不由得为这个“初生牛犊”暗暗叫好。

    “要创新，首先不要觉得你比别人低。我喜欢孩子(像杨歌)这样子。如果每个孩子都是一种性格，循规蹈矩，老师说什么都点头，超出半步就不对，那我们的国家怎么能成创新型国家？”

    韦钰说，创新型人才最基本的素质就是不怕权威、有探究的热情。“没有平等的讨论，还谈什么科学精神，还提什么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啊？”

    但韦钰指出，杨歌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自己又非常聪明，所以才能在对付了现行的考试制度后，不被“压垮”，还能自我发展并脱颖而出。“他做机器人都可以到父母的实验室去做”。她感叹，有这种教育条件的孩子凤毛麟角。而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我国的城市里起码应该有60%～70%的孩子都有这种素质。也就是说，杨歌这样的孩子应该普遍出现。

    韦钰认为，很多美国的孩子都有这种素质。她说，虽然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都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考试拿高分很在行，但出国后普遍反映他们的创新能力不如美国学生，因为很多人不是真正喜欢科学，没有兴趣、没有发自内心的激情，不可能为了探究一个科学真理而没日没夜地付出。

    韦钰曾撰文指出：“美国的创新人才是他们的教育制度一批批培养起来的。”她说，美国的幼儿园和小学的科学教育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70年代末到80年代逐渐成熟。1995年，美国颁布了它历史上第一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2007年，全美将进行学生科学素质的评估，现在正在研究如何评估和向高中扩展、向5岁以下的幼儿扩展、向技术教育扩展、向社会情绪能力培养扩展。跟韦钰在教育领域长期合作的美国科学院前院长说，做了十几年院长，发现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其一是提高美国的科学水平和竞争力，另外就是科学教育。其他很多国家也在上个世纪后期把科学教育纳入幼儿园和小学的基础教育，列为核心课程。

    儿童科学教育重要性不应该有争论

    “一些专家跟着领导跑，如果领导没有认识到，他们就认识不到”

    但儿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这个在国外20多年前就已经解决的问题，在我国还没有被重视起来。韦钰说，在我国，科学教育不是小学的核心课程，且还是从三年级才开始，她对此非常忧心，因为一二年级的“断档”使得幼儿园的科学教育都没有办法进行。

    “我遇到的阻力并不是谁反对，而是没有人懂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韦钰直言：“一些专家跟着领导干部跑，如果领导没有认识到，他们就认识不到。”她感慨说：“国际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评估全世界儿童的科学素质，就评估数学、语文和科学，为什么我们的科学教育就不被重视？我们又不是生活在隔绝的世界里。科学教育应该是马上做的事情，不应该有争论。”

    韦钰曾经带了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某师范大学倡导科学教育理念，该大学副校长非常不理解，说你们这么多大科学家来做这个干什么。“他自己是师范大学的也不明白这个，我很失望。他认为这个很简单，其实不简单。”

    韦钰也曾经动员一些老科学家关心相关专业领域内的科学教育，有的人很热心，也有的人虽然已经不在研究的黄金阶段了，却还是觉得自己的研究远比这些工作重要，回复她说：“算了，我活不了几年了，还不如出几本书。”

    在今年两会上，韦钰代表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就“从娃娃抓起，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创新文化”作了发言，而且被安排在第二次大会发言的第一位，她说，“可见这个论题是受到关注了”，但她也注意到，次日四位部长就建设创新型国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可见，要做到认识基本一致，再到落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教改不是用理念“炼”成的

    “我只能老实不客气地站出来亲自写教材和做教师培训”

    2005年10月，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韦钰写的教材《探究式科学教育》。这本小册子凝聚了韦钰很多心血。除了写教材，基层教师培训她也亲力亲为。记者问她为什么要自己做，她回答：因为没有人做这些事情。“要是有人干，我去干这些做什么？”

    她说，教育界有个很不好的风气——拿理念做教改。一些人不做研究，本身也没有搞过科研，甚至没学过科学，就敢做全国的科学教育标准，匆忙做出来的《标准》在推行过程中也不加以研究，就盲目在全国做。“空对空这么多年，却拿不出一本教师培训教材，尽写理念文章。”

    韦钰说，教师的培训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太重要了。一直到2004年冬天她也没有见到一本用于儿童科学教育的教师培训教材。另外，一些在全国正在推广的所谓科学教育创新案例，更是让韦钰担心。她指出，有的教授做出来的案例竟然有基本科学概念错误、基本实验方法错误。有的学者虽然热心于儿童科学教育，但由于是纯粹的文科背景，没有做过科学研究，设计的案例包含多种复杂因素，根本不适用于小孩子。还有的老师在科学教育上照搬国外过去的理论。“很多国外同行都建议中国不要再走弯路。”

    韦钰终于“老实不客气地站出来写教材和做教师培训”。虽然从1994年开始就参与了国际科学界对探究式科学教育的研究和推动，也观摩过国内外很多学校的科学教育课，科学研究也伴随一生，她还是选择了和加拿大儿童科学教育专家罗威教授合作，“我写了前五章的初稿，让罗威教授修改，并请他给我们写了第六章，教我们如何对科学课作形成性评估，而不是简单地考试，其中还加入了一些法国科学教育的案例，但都经过了改造”。

    韦钰说，她倡导将科学课列为核心课，并不希望这门课又沦为传统应试教育的一部分。她觉得，如果科学课能被列为核心课，并且作好形成性评估，不仅对儿童科学教育、对我国的整个考试制度，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韦钰说，现在有关领导也希望她牵头对国家科学教育标准进行修改，但她还是打算先做研究、先实践。“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还是想一步步地做。”

    韦钰不讳言，自己“跳出来”给国内的儿童科学教育“拨乱反正”，得罪了不少人，“要知道，我现在是在跟制定国家教育标准的专家'闹’呢”。她笑着说：有些人现在可能“服气”了，但“还有些人可能仍很不服气，背后骂我，让他们骂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