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制订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报告要求“用极大的力量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为了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决定抽调张劲夫和我到科学院院级领导岗位工作，抽调百名地师级（包括少量省军级）干部到研究所级领导岗位工作。张劲夫由陈毅提名，我由安子文提名，经中央批准。党中央对科学家非常尊重，正式调干以前，中央分管科学院工作的陈毅和中宣部联系科学院工作的胡乔木亲自与郭沫若院长及非党科学家副院长商量说：“我们拟调出一个党员副院长，调进一个党员副院长，由张劲夫同志接替张稼夫同志。同时，由裴丽生接替陈康白同志任秘书长。劲夫同志和丽生同志到科学院来，为你们服务，把你们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家对党中央的这一举措完全理解与支持。

　　一月会议结束，二月开始调人，到三月份，张劲夫和我就到科学院报到。我到任后，党内任中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行政上先任秘书长，后任副院长。

　　我报到时，陈毅同志对我说：“张劲夫同志在华东工作是不错的，你们两个要很好合作。”“你们做领导工作的，平时要对下面的好意见多支持。这样，在关键时刻和重要问题上，就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他还说：“搞科学，好比下围棋，忙里要注意安排几个闲子，扶植一些冷门，到必要时就用上了。”

　　我们刚调来时，科学院在北京饭店新楼楼顶餐厅举行了有上百位科学家参加的欢迎会，陈毅副总理也参加了。郭沫若院长主持，李四光、竺可桢等副院长和几位科学家发了言，对新任领导的到来表示欢迎。张劲夫代表新调来的同志发言，我也在会上表示，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制订并实施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到任后，科学院几位科学家副院长以及武衡同志，把我国科学技术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讲给我们听，也讲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听，等于上了一堂科学国情教育课。

　　当时，根据陈毅的意见，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基本上由科学家担任，同时，成立一支秘书长队伍，做具体的组织工作，我任秘书长，钱三强、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郁文任副秘书长。

　　新班子刚成立时，首先抓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张劲夫同志主抓此事，我在院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代管科联、科普两个群众团体。科联的代表要出席许多国际学术会议，而台湾代表还在许多国际学术组织中窃踞着中国的席位，我便与科学家在一起，遵照中央的方针，坚持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要求这些国际组织驱逐台湾的代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主权。

　　1957年，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已经制订出来，并开始实施。按党组分工，我负责生物、地学、资源综合考察等方面的工作。按行政领导分工，这部分工作由竺可桢副院长负责。我每周有两个晚上到竺老家里，向他请教，商量工作，并参与谋略，勇挑担子，竺可桢副院长则在院务会议等场合积极配合，两人合作得和谐、有效。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发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充分发挥科学院优势，集中力量加强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工作，成立新技术局，统管科学院中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列入军工待遇，谷羽为新技术局局长，宋政为副局长，陆绶观为计划处长，协助谷羽工作。党组决定这一摊子工作由我分工负责。我按照中央精神和党组决定，迅即着手对全院国防科研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可以运用的力量进行全面了解，协助张劲夫同志及时与国防科委、二机部、五院等部门建立协作关系，并依托新技术局对全院各有关研究所的国防科研工作具体部署，从任务、学科、协作、人员、条件等方面加强管理，到科研第一线，及时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1961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五院（即后来的七机部）、二机部、中国科学院，三家要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两弹研制任务。同年七月，国防科委成立了由刘杰、钱三强、张劲夫、刘西尧和我组成的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小组，以及由王铮、钱学森、张劲夫、刘西尧和我组成的五院和中国科学院协作小组。

　　在分工负责国防科研工作期间，我努力处理好全院科研工作中国防、国民经济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改变某些科研人员存在的片面强调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轻视解决实际问题的风气，以正确认识并处理任务与学科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承担国防科研任务。我向大家说，科学院在国防科研工作中，既要努力做到按时保质完成任务，更要尽可能搞清其规律和机理，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在此期间，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和工厂承担并完成了为两弹配套的重要和关键的科技任务，得到各有关领导部门的好评。与此同时，承担国防任务的研究队伍也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到1965年，在全院107个研究机构、55086人中，以承担国防科技工作为主，由新技术局归口管理的研究机构发展到42个，仪器厂4个，共30795人。

　　新技术局归口各所、厂，除承担国防科委、二机部、五院提出的为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配套的科研、试制和小批量生产任务外，还进一步承担由中央专委下达的其他重要任务，如超低空地空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等。

　　1965年6月，科学院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送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技术工作，更好地为国防服务的请示报告》，建议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委员会，得到批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委员会于1966年初成立，我兼任主任，李德仲、卫一清、杨刚毅、谷羽为副主任。由于“文化大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新技术委员会刚刚做了一些工作，便嘎然而止了。

　　从1960年到“文革”前夕，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人员围绕“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杰出贡献并未因时间的淘洗而失去光辉。

　　原子弹：“在最需要时做了最救急的工作”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也要搞原子弹。”中国科学院直接承担此项任务的是原子能所。原子能所整建制地交给二机部，对外仍称原子能所。所长为我国著名科学家、曾经担任过科学院学术秘书长的钱三强。为了国防大局，中科院二话没说，就交过去了。

　　毛泽东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聂荣臻同志的批示是：“三家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任务。”当时，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的任务是：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的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

　　1961年7月，我和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落实毛泽东主席的“大力协同”和聂荣臻副总理的“拧成一股绳”的指示，同各研究所领导与科学家一起，分别安排了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和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方面的研制任务。同时，对各所的长远研究工作也作了适当部署。每到一地，我们就结合实际，阐述学科与任务的关系，强调发展原子能的科学技术不仅是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迫不及待的任务，而且还会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积累大量宝贵的科学技术资料，极大地丰富学科的研究内容，为各门科学的发展开拓广阔的领域。

　　过去由于政治审查和保密控制过严，研究所在安排国防尖端科研任务时，对科技人员的使用顾虑重重，很不放手。我和钱三强同志请公安部门派人参加工作组，会同当地保卫部门，共同贯彻“科学十四条”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重新修订了保密范围和密级，当场定任务，当场审查干部。这样作，工作效率很高，又可以使大批人才得到信任使用。中国科学院的两个所担负二机部任务的工作人员，达到全所人员的40％（未计承担导弹等其他国防任务的人数），另一个所则可以全所结合二机部的任务进行工作。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科研人员，理论水平较高，实际经验比较丰富，从数量上讲，也相当于当时二机部本项工作参加人员的一倍或一倍以上。我和钱三强同志把几家会同，共同部署的情况和结果亲自向东北局和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委主管科学的书记及省科委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国防科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这种认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互相交底，共同完成任务的协作方法很好，于当年9月19日专门向中央军委罗瑞卿秘书长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写了报告，称赞“这种作法，真正体现了拧成一股绳的精神，极大地调动了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比较彻底地扭转了过去协作工作中的缺点”，建议“广为提倡，并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加以提高”。

　　当年9月，我和三强同志又先后到长沙、上海、西安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大力协同”精神和聂总关于“拧成一股绳”的指示。双方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讨，1961年，共安排了二机部任务83项、222个课题。其中包括在核燃料工业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发挥重要、关键作用的铀矿地质、开采选冶、铀同位素分离、核燃料前处理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科研人员不仅任务紧迫繁重，而且长期接触有毒物质，有损身体健康。我到科研第一线考察，看到这个情况后，就由科学院院部出面，向有关方面争取，给科研人员增加了一些营养食品，使大家感受到党的温暖。

　　1963年初，中央专委下达了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任务，国防科委要求科学院承担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任务，提出测量方案并研制、提供所需测量仪器。由于时间十分紧迫，我即部署各有关研究所组成任务核心组、调动人力、讨论技术方案、组建实验室。在国防科委主持下，有6位相关的科学家参加了讨论，确定了15个研制项目和指标，明确了技术方案和途径。在研制工作进入一定深度的基础上，我于1964年1月19日召集有关所领导，逐项解决各研制项目所需要的生产安排问题和器材供应问题，并决定对任务实行特殊的组织管理措施，院新技术局和各所都指定专人负责沟通情况，有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优先解决。科技人员和工人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预定计划全部完成了观测仪器和设备的研制任务，保证了10月16日我国首次核爆炸测试任务的圆满完成。此后不久，郭沫若院长和张劲夫、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和我在文津街科学院院部接见参加首次核爆炸试验的科技人员，郭老即席赋诗，高声朗诵，极大地鼓舞了具有饱满献身热情的科技人员。

　　导弹：“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

　　中国科学院为五院导弹研制工程配套，组织安排了一系列理论分析、实验研究以及关键仪器、材料、设备的研制工作。

　　当时，国防科委成立了第五研究院，科学院大力支援。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调任五院院长，王铮为副院长，刘有光为政委。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二部也大力支持，副所长郭永怀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后来也划并到五院（以后五院改为七机部八院）。钱学森是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事业的建立者，火箭喷气技术发展计划就是他亲自起草制订的。

　　据1961年11月统计，五院要求科学院配合的科研、试制任务达95项，226个课题。

　　导弹发射场的光学测量设备大型电影经纬仪，是自力更生研制导弹所必不可少的测试设备，用于测量导弹飞行轨道参数，记录飞行姿态，以验证导弹设计和制造的成败和优劣。它包括对弹道轨迹进行跟踪、记录、测量角坐标并摄取导弹姿态，指标要求作用距离210公里，定位精度10米，测速精度0.7米/秒。这一设备的提供，原来依靠进口，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禁运，进口的路走不通。1960年，五院向科学院提出研制光学外弹道测量仪的委托任务书。1961年经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批准列入国家计划。当年9月17日，国防科委在长春召开了工程设计方案论证会。与此同步，我在长春主持了经纬仪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由于这一工程任务极其复杂，有许多技术难题，有的使用要求都需要从头摸索，国内可能的协作条件也不清楚，因此，会议决定组织定案小组，负责经纬仪工程的全面技术定案工作，并确定王大珩为定案小组组长。

　　到1963年，工程进展缓慢。经过调查后发现，原因之一是原来对工程技术上的复杂性和协作上的广泛性估计不足；原因之二是所内个别领导人对研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想把经纬仪任务推掉，特别是对研究后的生产任务不愿承担。于是经国防科委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推动，由我主持，1963年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经纬仪工程第五次总工程师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经纬仪工程是导弹试验、定型所必需的外弹道测量设备，缺此不但耽误中程导弹的试验、定型，而且会影响远程导弹的研制。中科院不仅要在技术上负责和制出样机，还要与有关工厂合作，负责生产任务，力争于1967年制出四台成品。

　　当时，科学院曾经发生过“一杆子”还是“半杆子”的争论。所谓“一杆子”，就是从科研试制到产品生产，全过程承担。所谓“半杆子”，就是只承担科研试制任务，生产产品由工业部门承担。那么，经纬仪工程任务，是“一杆子插到底”还是只搞到“半杆子”呢？大家认识不同，争议较大，政策性较强。有的同志认为，科研部门搞生产，是突破传统框框，何况经纬仪工程是一项包括光学、精密机械和自动控制技术在内的大型高精尖设备，单在研究所内部加工，就用了30万个工时，这是一个科研单位不易承受的。另一些同志认为，经纬仪工程是国家导弹研制试验所必需，而国家光学工业归口部门五机部工厂的当时现实条件，确实难以承担如此高新精尖装备的接产任务。王大珩所长坚定地认为，经纬仪工程虽然难度较大，但我们责无旁贷，应该奋勇攻坚，何况国家为研究所建立了一个先进的设备配套的工厂，不搞生产又搞什么？

　　我完全赞同和支持王大珩这种态度。我说，只要争取国家各主管部门对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研究所这支队伍是完全可以依靠的，是有可能挑起这付担子的。而且像经纬仪工程这种科学技术上高新精尖的任务，在研究、设计、试制和生产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不易截然分开；在需要量小，使用要求急，又需及时采用新技术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必须与研究、设计、试制更为紧密结合，把科研与生产机构简单分开是不行的。于是我鼓励研究所勇挑重担，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于1963年4月、9月两次召开会议，安排落实了研究所经纬仪工程的研制与生产任务：研究所工程由中国科学院抓总，研究所在技术上总负责，一、四、五机部及文化部等有关工厂积极参加协作，共同完成任务；为加强工程研制工作的技术责任制，确定建立设计师系统，由王大珩任总工程师。要求尽快作出样机，并于1967年底提供四台成品，1968年在靶场装调完毕，交付使用。研究所根据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要求，以及院党组的指示，于1963年7月在所内重新组织力量，成立了经纬仪工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立了设计部，组成了总设计师组、总工艺师组和总检测师组。动员了全所一半以上的科研力量和所属工厂的全力配合。经过两年多艰苦紧张工作，完成研究实验项目60项，设计图纸5000余张，加工非标准件近2万件，1965年下半年进行样机总装。

　　1966年1月6日，我在主持经纬仪工程样机鉴定会，4月1日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样机鉴定委员会对样机的研制成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仪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为了争取时间，同意投产。此后，研究所按时优质地完成了五台经纬仪的生产任务，分别交付使用单位，满足了使用要求，加速了导弹武器的研制过程。同时，这个研究所自身也锻炼了队伍，建立与发展了有关学科基础。以经纬仪工程为契机，中国科学院研制的靶场光学测量设备，技术不断更新，性能不断完善和提高。到80年代，已研制生产了70余种约200多台套光测设备，装备了我国海陆空各有关基地靶场，为国家节省了2亿多美元的外汇支出，并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项目名称：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

　　电影经纬仪的研制成功并在国防上使用，大大改变了研究所的形象。原来研究所只是一个科学仪器馆，王大珩任馆长。科学家不承认这个馆是科研单位，不承认王大珩是科学家。这次任务完成后，该所在科学院系统中取得了无可争辩的科学地位。

　　在导弹技术方面，中国科学院承担的由中央专委下达的任务，还有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敌弹真假目标识别的研究，以及援越抗美所需要的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究等。

　　1965年5月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肩杠式超低空地空导弹，代号541工程。这是一种群众性防空武器，灵活轻便，可供当时援越抗美之用。

　　1965年7月，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541任务领导小组及总体设计师组会议。领导小组由新技术局及有关所、厂负责人共11人组成，杨刚毅、吕强分别任正副组长；总设计师组由中科院自动化所等7个单位和五机部四所、三所的科技专家组成，郭永怀任组长，林鸿荪、屠善澄、张松年任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动员了27个所、厂1300余科技人员参加此项工作。

　　当时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以借鉴，但科研人员为国防事业的献身精神极高。我和新技术局、各所党委在政治思想、院内外协作、各种条件保障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基本上做到遇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1965年12月，也就是不到半年，超低空地空导弹试验弹就近乎奇迹般地研制出来，在北京郊区基地进行了发射试验。6次发射，检验了发射系统的可靠性、发动机系统的工作特征、弹体的气动稳定性和结构的可靠性，结果均较满意。当时，人们将这种速度称之为“541速度”，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惊奇。

　　1966年初，郭沫若院长亲自到研制工作现场探望有关人员并参观试验工作。郭老看了兴奋不已，奋笔写下3米多长的大幅毛主席诗词，并题词道：“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这是郭老对各所同志艰苦奋斗、团结协作、高速高效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

　　正当经过多次试验，多次改进，力争尽快提供产品定型设计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把这一过程打断了。1967年8月国防科委通知超低空地空导弹任务停止研制，后又通知将有关技术资料和部件等分别交七机部二院和二机部六院使用。三机部、七机部和有关省市继续努力，终于提供出超低空地空导弹的定型产品，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

　　卫星：工作一直做到瓜熟蒂落时

　　人造卫星从构思到建议，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的。

　　早在制订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期间，周恩来总理就决定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抓紧实施规划提出的“四大紧急措施”，筹建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控制等四个研究机构。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根据地球物理探测研究的需要，提出了开展火箭探空和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科学院党组在组织科学家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这项工作列为全院1958年的第一号任务，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在京西宾馆开展工作。并在北郊建立了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对卫星上天以后在真空条件下仪器怎样运转等问题，先在地面进行试验。院党组决定由我领导此项工作。高空火箭和卫星探测涉及学科众多，581组几乎每周都要开一二次会议，各有关研究所的科技骨干和所长、党委书记参加。我经常参加会议，听取他们发表高见，并要求院机关有关职能部门协同解决实际问题。在各有关研究所夜以继日通力合作下，苦干两个月，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与此同时，在国防科委组织下，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联合制订了“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计划，领导上确定由我挂帅，五院指定梁守槃主任负责联系，与靶场挂钩问题由五院刘秉彦副院长负责，力争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射成功。

　　1959年，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分别指示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科学院党组决定暂停卫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气象火箭探空。为此，除研究试制运载火箭及各种高空气象探测仪器、地面接收系统外，还在安徽广德县誓节渡的无人山谷中建立探空火箭试验场。1960年7月以后，在试验场作过若干批次火箭发射实验，我多次到现场视察。

　　1960年，山西省凭借太原市的工业优势和技术人才条件，搞出了一种名叫“0300号产品”的探空运载火箭，但箭上没有探测仪器，也没有遥测和跟踪定位等地面系统，他们向科学院求助，我安排地球物理所二部和自动化所二部给予帮助。9月下旬，两所派出工作组去太原，并陆续运去仪器和设备。11月中旬，完成了发射前的调试和检测工作。我和力学所钱学森所长、地球物理所卫一清副所长等到太原，听取了各技术分系统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检查了各个技术细节。钱学森所长提出火箭的四个尾翼结构强度可能不够。我即要求从北京力学所派一个小组到太原进行具体核算。计算结果是结构强度确实太弱。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太原市领导后，太原市采取了加固措施，但没有重新加工尾翼。12月7日发射当天，我和中共山西省委、省军区领导都到了现场。科学院负责的所有箭上仪器、地面雷达跟踪定位系统、遥测数据传输系统都工作正常。箭上探测数据不断发送到地面接收站，但火箭飞行不到10公里高度时，因强度不够，有的尾翼被高速气流刮掉，箭体失去平衡，从空中倒栽下来，未能达到150公里高空的预期目标。发射结束后，我到各测量点鼓励大家不要泄气，做好工作总结。通过与山西的这次协作，科学院的火箭探空工作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内的实战考验。

　　1961年4月，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为发扬科技民主，进行充分的技术论证，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我主持，每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6月3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我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上与搞导弹是互为表里，互为作用的，发射卫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技术基本上是一回事，苏联、美国的卫星上天，表面上是民用，实际上主要目的还是军用。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用三级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座谈会延续三年，共举办12次，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

　　1964年12月，赵九章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认为中国已基本具备发射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央采取措施，争取在建国20周年发射。1961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根据国防科委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地球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中国科学院为卫星总体技术抓总单位，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专委还责成国防科委组织协调，由中国科学院在7月份向专委提出具体安排报告。科学院党组立即行动，在张劲夫统一领导下，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工作。我召集地球物理、力学、自动化、数学、电子学、计算技术等研究所和天文台参加会议，经过认真深入的讨论，于7月1日向中央专委呈送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具体阐述了发射人造卫星的政治、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目的和意义，建议我国十年内着重发展应用卫星系列，结合进行空间科学探测。

　　报告并提出，请国防科委设立专门机构，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一个卫星设计院，在国内建立必要的地面观测网，并在今后有条件时，在海外设立观测站等重要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并原则批准有关建议。

　　8月17日，我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落实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示的会议，决定在组织领导方面，院内先成立三个小组：以谷羽为组长、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作领导小组；以赵九章为组长、郭永怀、王大珩、杨嘉墀为副组长的总体设计组；以陆绶观为主任的办公室，并要求总体设计组和办公室在9月15日以前完成以下工作，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后向院党委会汇报。这些工作是：草拟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方案；提出院内、院外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方案；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及今后一系列卫星研制所需的组织措施和条件保证；草拟卫星设计院的组织方案等。

　　9月25日，院党组将三个小组成立后的工作情况向国防科委罗舜初、张震寰副主任作了汇报。国防科委提出适时召开有军民各有关部门参加的第一颗卫星方案论证会，以便集思广益，把方案确定下来，进入实际研制阶段。国防科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并主持这个会议，院党委决定会议由我负责组织和主持。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在中国是首创，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它所涉及的行业和技术，其广泛和复杂的程度也是空前的。召开这样一个方案论证会，不论在科学院还是在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在院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国防科委等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各研究所科技骨干的积极性，组织力量及时做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大会从1965年10月20日开始，由于内容庞杂，问题繁多，到11月30日才告结束，历时42天。参加会议的有七机部、四机部、海军、陆军、空军、炮兵、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总参部、通信兵部、邮电部、发射基地等部门有关单位的120多位同志。经过近一个半月的辛勤工作，会议基本完成了预期的要求：论证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论证了进度计划和条件保证；部分同志还研究了分工协作和技术管理办法。11月30日，我作了大会总结报告，国防科委罗舜初副主任也讲了话。他认为从4月份以来，经过半年的准备，又经过这次方案论证会议，使我们对各项技术方案的认识深刻了，对人造卫星本身的知识增加了，对开展人造卫星工作初步摸清了底，所以这次方案论证会议收获很大，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大会后，在我主持和组织下，中国科学院抓紧落实了以下工作：

　　（1）1965年12月7日至30日召开了中国科学院人造地球卫星任务第一次工作会议，具体落实了各所、厂承担的研制任务和协作分工，明确了工作进度和技术责任制。

　　（2）1966年1月25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任命赵九章为院长，杨刚毅为党委书记。科学家钱骥作为设计院的主要成员、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3）1966年5月10日至25日，中国科学院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支持下，组织召开了卫星系列规划论证会议，提出了我国发展卫星系列的意见。经过广泛讨论，征求意见和协商，确定卫星系列的重点和排队为：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载人飞船、导航卫星。

　　（4）会议还讨论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方案，讨论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关于载人飞船在军事任务中的作用等报告。同时，安排了空间技术的预研课题170多项，后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组织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和规划工作中，抽空到科研第一线，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丰富了自己对卫星这件新鲜事物的认识，取得了对一系列工作和组织问题的发言权。例如，在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技术方案中，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抓得住”，即卫星上天后，地面台站能非常有把握地进行跟踪，并及时地、精确地测量其运行轨迹，向全世界发布。当时最好的手段是大型高精度跟踪雷达，但四机部的研制进度没有把握；另一手段是无线电干涉仪，但其可行性也没有充分把握。地球物理所二部电离层研究室周炜在“和平一号”地球物理火箭探测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设备简单轻便、研制生产周期短、造价便宜的多普勒测速系统方案。这是一个大胆创新的方案，但一开始并不完善，如能解决卫星入轨后轨道数据的计算方法问题，就可成为一个独立的卫星定轨系统，为整个卫星发射任务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为此，我对周炜的研究工作方案做了调查研究。我到他们的各个实验室查看，询问了一些设备和仪器的技术细节；星期日到设在河北省某地的电离层探测站又作了一点调查。1965年10月，在我主持召开的第一颗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上对多普勒系统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讨完善的课题。会后，在赵九章所长主持下，组织科学院卫星设计院、数学所和计算所的同志进行了大量验证计算工作，为多普勒测速仪独立测轨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1966年2月，以多普勒测速仪为基础的方案被卫星地面观测系统方案所采纳。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多普勒测速仪为基础的地面观测系统成功地迅速向世界发布了卫星轨道预报。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实际上是将科学院已做的工作刚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科学院各单位为此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文革”时期的1968年，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和队伍交给了国防科委，即后来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作为卫星总装厂的科学院仪器厂，也交给了国防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也交出去了。不管交到哪里，都还在咱们国家，能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作出贡献就好。事实上，近30年来，他们已经大大超越了我们已做的工作，前进的已经很远很远。只要一听到这方面的新成就，我内心的喜悦之情就难以抑制。

　　（1999年8月 韩钟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