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成功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新纪元。这颗卫星重83．6千克，球形，直径58厘米。3个多月后，1958年1月31日，美国将一颗名叫“探险者一号”的重4．8千克，直径15．2厘米的卫星送入了太空。面对茫茫宇宙，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似乎不应该沉默。
中国是发明火箭的故乡，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火药”曾为推进世界文明进程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国力日渐衰落，科技发展滞后。1958年，新中国处于“大跃进”时期，全国均处于高兴奋状态，科技界意气风发开始了向高新技术进军的新的长征。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以他宏亮的声音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进军的号令：“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就在1958年的11月份，上海市委人事部门告诉我，市委决定调我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担任技术负责人，仍兼任上海交大工程力学系副主任，那年我37岁。
那时，在中国科学院钱学森先生、赵九章先生等发起一个叫作“上天、下海、入地”的代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倡议。其中“上天”，就是要发射人造卫星。为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建立了1001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院，1002控制系统设计院和1003卫星有效载荷设计院等3个设计院。为了利用上海相对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经中国科学院领导与上海市委商量，将1001设计院从北京迁到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实行中科院和上海市委共同领导。
我到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之前，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事。工作后才知道，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十分艰巨又需要严格保密的工作，既不能对家人说，更不能对外介绍。凑巧的是，设计院的副院长是杨南生同志，他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和我同系，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我1942年毕业，他1943年毕业。我们同是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足球队的队员。在系队里，他是守门员，我是右内锋，在学生时代我们就非常熟悉，曾并肩作战。毕业后，杨南生去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而我则留学美国，两人均于1950年回国。
我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动力及燃料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不久，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两张照片，感动得不得了。一张是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不进老百姓的家。第二张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是在军阀间互相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留住中国留学生，给留学生创造了许多优厚的条件。而回国的留学生，在国内每人每月大致只能得到相当于600斤小米的报酬。周围的人或劝我读完博士再回去，或劝我留居美国。但我想到我出国前就抱着的“工业救国”的理想，想到抗战时，在兵工厂感受到的中国工业落后的状况，考虑到自己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状况，现在祖国大陆统一了，该是自己为国效力的时刻了，我毅然踏上了驶向东方的“克里弗兰总统号”商船。
记得是1950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海风拂面的上午，甲板上我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围在华罗庚教授一家人的身旁，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仰望着蓝天，有的凝视着碧海，但大家的心都一齐向着祖国飞去，所有的话题都是回国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当谈到新中国应该有自己强大的工业和国防时，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放声唱了起来：“在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儿女优秀的子孙……”，紧接着，华罗庚教授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和我一起高声歌唱。
我是白族人，1921年出生在云南昆明，祖籍大理。回想起中、小学时候，除了喜爱踢足球和游泳外，最爱看云南天上变幻无穷的蓝天白云、皎洁的明月和神密的星空。有时浮想联翩，好似自己处于高处，美妙至极。想不到这种幻想到了1958年担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时竟变成了我要努力加以实现的任务。上海机电设计院从各大学调进了几百名在读的学生，当时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大概只有21岁。这支非常年青的队伍，虽然从未搞过火箭，但“初生牛犊不畏虎”，设计的第一个运载火箭所用的推进剂却是以往还没有人采用过的液氟、甲醇高能推进剂。此运载火箭第一级代号叫“T-3”，第二级叫“T-4”。“T-3”和“T-4”完成方案设计，一些部件已下厂试制。然而，由于我们是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经验，在推进剂的选用上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工业基础。使得“T-3”火箭的研制工作在做完设计后，就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不得不告一段落。
在重重障碍面前，要做出一个完整的火箭的设想仍然鼓舞着我们的心，于是我们又开始了型号为“T-5”的、比“T-3”小得多的、有制导系统的火箭的研制。此火箭用的推进剂是液氧和酒精。这个火箭虽然不能发射卫星，但我们希望它能做飞行试验，并通过试验掌握火箭技术。然而，难以逾越的障碍又一次像拦路虎一样挡住了前进的道路。火箭没有试车台，发动机没法试车，火箭上用的柔性低温管到总装时还没有得到。这枚相当现代化的火箭，最终成了一枚漂亮的展览品。“T-5”的研制又未成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刘少奇、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同志，还是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这个火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在当年非常年轻的上海机电设计院人中，把我和杨南生，还有最初从力学所请来讲课的卞荫贵、李敏华先生等人看成是教大家的“老”先生。其实，我和杨南生对火箭和卫星也知之不多。我们一边自己学，一边给大家上课，一边就设计生产，真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在“T-5”火箭受挫这个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研制一个运载火箭，不能只考虑运载火箭本身。运载火箭只是卫星进入太空的大工程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发射人造卫星，除了运载火箭，还得有发射场，测控站网，对返回式卫星还要有回收场等。另外，我们研制的是中国制造的运载火箭，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学会了从研制一个火箭发射大工程系统的角度去考虑研制一个火箭的问题。一方面由杨南生主要负责，创造大工程系统的各方面条件，在3个月内把整套工程系统的外在条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由我主要负责抓火箭的研制。我们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暂时抑制住向太空腾飞的渴望，一步一个脚印地从陆地上走起，改成研制较简单和较小的无控制的型号为“T-7”的探空火箭。为了发展“T-7”，我们先做了“T-7M”，即“T-7”的模型火箭，这个模型火箭的设想方案是在1959年9月明确的。
当时国家没有钱，给“T-7M”的钱很少。研制人员又很年轻，理论和经验都非常薄弱。搞设计没有电子计算机，搞试验没有试验场，研制条件非常简陋，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是非常“土”的。“T-7M”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试验设备，就安装在单位里面的一个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大概有不到5平方米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狭小而又有气味的地方进行液流试验，获取数据。火箭发动机试车，有高压气、有有毒气体、有高温火焰，有爆炸、中毒和起火的危险。因此，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的措施。新建一则时间进度跟不上，二则没有那么多钱和适当的地方。出路是找现成的、基本适用的加以改建。很快找到了江湾机场抗战时期日本鬼子遗弃的一个废碉堡，利用它改造成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寒冬腊月，科技人员弄水合泥，搬砖抬石，全都当起了“泥瓦匠”，用了不长时间建成了一个防爆、防毒和防火的发动机试车台。“T-7M”和“T-7”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都是在这个废碉堡中进行的。聂荣臻副总理和钱学森先生曾站在这个碉堡外，在寒风细雨中，通过观察窗观看发动机的点火和试车。当时，已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是全国性的，机电设计院人也不例外，生活十分艰苦。尽管条件如此简陋，生活如此艰苦，我们的工作热情却十分高涨，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就在这个无遮无掩的废碉堡里，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判读分析数据，查资料，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了就干，不懂再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儿，要尽快把中国的探空火箭搞上去！
1960年2月19日，在位于华东的“T-7M”发射场上，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终于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从方案确定到发射试验，我们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1960年1月，第一次发射失败，起动时管道震裂，漏出的燃料在架子上烧了起来。我们找出了故障原因，对火箭进行了改进，到了2月，第2次发射就成功了。发射场是杨南生副院长负责建设的。从选址、设计、加工制造设备，建设到建成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由于条件所限，一些辅助设备用的是代用品。没有吊车，火箭是用类似于中国古老的辘轳的绞车吊上发射架的。没有燃料加压设备，我们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来不及建通信线路，我们就用手势或用人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我们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指挥所距发射架百米左右，是田埂上用砂土包垒成防护墙的草棚。即使这样“土”和这样简陋，我们还是把火箭发射成功了，把飞行高度测算出来了。
“T-7M”火箭的设计研制工作进度虽然很紧，但工作是做得很认真和仔细的。当时，我们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进行计算。算一条弹道计算纸摞得半人高，一天24小时都有人算，算了四五十天才算完。一摞摞的计算纸摞在屋里，能摆满半间屋子。火箭的设计图纸我是每一张都审查的，有问题就请设计人一张一张地修改，然后又再审查，如此反复直到合格为止。
“T-7M”火箭是由硝酸和苯胺自燃液体主火箭和固体燃料助推器串联起来的两级无控制火箭。当助推器工作完毕后，主火箭能在空中自动点火，主火箭的箭头、箭体在弹道顶点附近可以自动分离，分离后的箭头、箭体分别用降落伞进行回收。火箭的起飞重量190公斤，总长度为5345毫米，主火箭推力226公斤，飞行高度8-10公里。就是这枚中国自己设计研制的第一枚液体推进剂火箭，使中国在走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研制“T-7M”火箭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中国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制，必须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了解此项技术和产品所处的社会和工程环境，准确定位。在此基础上，所选择和采用的技术途径才会符合国情。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条件都现成才能把事业干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个从来没做过的工程，只要目标和技术途径合乎国情，与环境相容，条件总是可以创出来的。合理而有效地运用条件，掌握技术，既完成了任务又锻炼培养了自己。“T-7M”首次发射成功4个月后，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里，毛泽东主席一走进大厅，就径自朝探空火箭模型走去。他在询问了研制情况、科技人员生活现状后，拿起产品说明书翻了一下，指着火箭问道：“这家伙能飞多高？”“8公里！”讲解员回答。毛主席轻轻哦了一声，仿佛有点遗憾，但他很快便笑了，挥了挥手中的产品说明书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毛主席的话使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
“T-7M”火箭是“T-7”火箭的模型火箭。在研制“T-7M”的同时，大得多的“T-7”火箭的研制也在进行。“T-7M”成功后，“T-7”工作全面铺开。也是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1960年6月，“T-7”火箭发射场在安徽建立了。这个发射场（称为603发射场）规模相当大，建成了52米高的发射架，公路也新修了。工程进度不是按年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数来计算的。大工程系统仍然是杨南生副院长负责，我还是主抓火箭的设计研制。7月1日，“T-7”火箭在603发射场首次发射，因起动时管道爆裂而失败。经改进于9月13日再次发射成功。“T-7”火箭装有中科院581组（即1003设计院）研制的气象和探空仪器共发射了11发，是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型号。“T-7”火箭的改进型号“T-7A”。“T-7A”火箭的发射高度从“T-7”的60～80公里提高到100～130公里，有效载荷的载重也有增加。这枚火箭是我国“T-7”后60年代唯一的高空探测和试验火箭。“T-7A”电离层探测火箭，装载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仪器，用以使我国首次直接获得电离层的资料和数据。“T-7A”生物火箭装载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大白鼠、小狗和一些生物试管，是我国首批进行的高空生物学和医学的科学试验，意义重大。“T-7A”火箭还为我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进行了固体发动机高空（300千米以上）点火试验，为我国返回式卫星进行了高空摄影和红外地平仪的试验。“T-7A”共发射了23次，为我国空间科学、运载火箭和卫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海机电设计院在发展“T-7”和“T-7A”的同时，还进行了“T-8”有控火箭和“T-9”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
“T-3”（含“T-4”）运载火箭和“T-5”火箭研制失败后，我曾进行过不少反思，自己回答了不少个“为什么”，从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把运载火箭当作发射卫星的工程大系统中的一个次级系统看待，及没有研究和认识工程大系统和运载火箭所处的外环境。这两个火箭的研制工作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决策和技术途径选择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从业人员做出多大努力，付出多大代价，结局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T-7M”、“T-7”和“T-7A”火箭的研制，就是在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和选准了技术途径的先决条件下，经过全院同志的共同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在这几个火箭的研制工作中，我既当学生又当老师，既干具体工作又做技术指导，受到了严格的锻炼，增长了许多知识，这些使我终身受益。
这三个火箭型号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并为我国空间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回忆起来，我认为有些事情还是没有做好，作为技术领导的水平和素质均有欠缺。例如，“T-7M”和“T-7”火箭的首次发射都没有成功。又如“T-7”火箭第四发射，正好张劲夫副院长和钱学森先生到603发射场参观。当天进入程序，天气和预计的相差不大，工作正常进行。火箭加注和发射架调方位和倾角程序完毕之后，天气突然变坏风雨大作。发射指挥朱守己同志征得我的同意，暂停发射程序，等候风变小时再发射，几次觉得风已变小，但经测量还是高于规定，只好再等。我心里对张副院长和钱先生等长时间等在风雨之中感到不安。终于等到了风速小到4米多的时候，指挥台认为可开始倒计时，我表示同意。但天公不作美，就在倒计数接近完毕时，又感风速变大。那时我本应该当机立断，命令停止，但我却没有这样做。于是火箭点火了、出架了、升空了，但没有多高就转弯了，逐渐就倾斜飞向地面了。此次发射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失败了。“T-7”火箭不带助推器时，出架速度低，弹道刚度小，对风很敏感，发射是要求风速不大于6米，这点我是十分清楚的，但在临场时，却不能牢牢掌握，以致造成任务的失败。对此我感到十分内疚。
1963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当时我国的导弹事业已有相当发展，上级有利用现成导弹改装成卫星运载火箭的意图。因此，停止了“T-8”和“T-9”的工作。1964年聂总指示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并于1965年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作为院总工程师我承担了负责研制我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的重任。首先要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技术方案。基于阅读和研究了有关资料，分析了我国第一颗卫星对运载火箭的要求（由中科院651卫星设计院提出）和我国导弹及探空火箭技术的发展情况，我们认为，在预计发射期内没有现成的导弹能改装成卫星运载火箭。我们提出了一个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由七机部四院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的方案。此运载火箭是一个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技术结合、液体与固体推进剂火箭组合的、充分利用我国工业和技术基础的火箭，后来取名为“长征一号”。事很凑巧，杨南生同志那时已调到负责发展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七机部四院任副院长。我找到他，请四院分担第三级火箭的任务，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为了验证火箭高空点火的可靠性，八院用“T-7A”火箭上加一级四院的试验固体火箭，在箭头上装设了“长征一号”第三级火箭的点火装置，组成了一个技术试验火箭。这枚技术试验火箭发射和试验成功，解决了“长征一号”的一个关键技术问题，四院的固体火箭在几十千米和320千米的高度均能可靠点火。
杨南生同志与我，在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为发射我国卫星，艰苦奋斗了4年，虽未达目的但却打下了基础。分开之后，又一次为发展我国运载火箭而密切合作，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这次合作终于促成了“长征一号”，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设计的运载能力，在400千米圆轨道和70度倾角时，为300千克。技术方案批准后，研制工作进展顺利。八院（负责总体）、一院（负责一、二级）和四院（负责三级固体火箭）虽受“文化大革命”的重重干扰，但在当时的国防科委的领导下，任务仍能按计划完成。
1967年“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已从方案阶段转入初样阶段。在初样阶段即将结束时，八院的任务由研制运载火箭总体改为航天器（卫星、飞船）总体，因此，1968年“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了一院。两年后由一院最后研制完成的“长征一号”，于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近地点439千米、远地点2384千米的太空轨道，使我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的世界第五个空间国家。“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千克，比苏、美、法、日四国的4颗第一颗卫星重量之和还大，说明“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比这些国家的第一发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之和还大。“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和完成的。当时，研制人员的主要时间不得不用于“闹革命”，不然就没有立足之地，就谈不到工作。有的人还不断受到这样那样的批判，被迫作没完没了的检讨。就是在这种受到阻碍和不断干扰的情况下，这些立志要响应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号召的人，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国防科委的领导下，运用1958年以来学习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认识到的规律，选择了正确的技术途径，提出了合乎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技术方案，细致周到地做了一切必须要做的生产和试验工作，做出了“长征一号”首次发射成功的业绩，实现了“上天”愿望。
七机部八院的任务由运载火箭总体改为航天器总体后，我负责研制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首先是提出技术方案。在此我们提出了几个设想方案。从符合国情和与外环境相容的程度，从可行性和经济性分析，经过多次争论和讨论，最后提出了一个充分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能力的、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舱组成的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的大返回舱方案。这个方案在我国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创新，并考虑到将来技术发展，是一个可行的、有公用平台思想的、可发展的方案。这充分证明了此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可发展性。返回式卫星是我国迄今使用公用平台最成功的、平均研制周期最短的卫星。至今我还对自己在60年代能负责提出这个考虑比较周全和论证比较充分的、可行的、可发展的技术方案感到高兴。
1968年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的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和电子所等的二部（即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部分）、651设计院和三个最好的科学仪器厂划归第五研究院。原中科院的上海机电设计院也就是那时的七机部八院也划归五院。中国的空间技术的研究发展和航天器的研制，从那时起主要就由这个基本由中国科学院研究和研制力量组成的院承担。五院新组建了一个总体设计部。八院航天器总体的任务移交总体设计部。
空高（高于飞机飞行的高度）回收技术，上海机电设计院在发展探空火箭（1959年）时就开始发展。初期是回收装有科学试验、探测仪器和生物的箭头，后来是回收返回式卫星的返回舱和研究回收载有航天员的载人航天器的载人舱的回收。回收是探空和试验火箭、返回式卫星和载人天地往返运输器飞行任务的最后的收获过程。如有闪失则前功尽弃，研制工作会从一连串的成功中跌进失败的深渊。因此，对回收系统可靠性的要求非常之高。为了达到高可靠性、研制工作必须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用空投试验方法试验、检验和验证气动力减速器（一般称为降落伞）回收系统，是研制中必不可少的工作。空投试验从不同高度和速度的飞机上投下装有回收系统的模型，启动系统按程序工作，模拟实际的工作状态。同时测量记录获得数据供分析研究。
由于空投试验是一个研制过程，试验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克重的模型也可能乘降落伞落地，也可能系统失灵从高空加速撞地。即使是乘降落伞飘然下落的模型，由于风的影响，也难确定它会落于何处。因此，空投试验的投放场、空投模型的回收场和火箭箭头、返回式卫星的回收场都要选空旷无人之地，以免造成损害。这就苦透了做空投试验和回收模型、箭头和卫星的同志了。
上海机电设计院（后来的七机部八院和再后的五院五O八所）从事回收系统研制和发展的同志，不知做过多少次空投试验和回收过多少个空投模型。我只参加过一些试验，亲身体验了工作的艰苦和危险。有一次在酒泉发射场发射的两发技术试验火箭的箭头落到了巴丹吉林大沙漠中。箭头中装有返回式卫星用的高空摄影机和红外地平仪等试验仪器。当初步探明了箭头落点后，组织了以八院试验队为主的、由发射场派人作向导的、以林华宝同志为首的回收队伍。我是试验队的领导，也参加了。我们一早出发，从硬戈壁走进了软沙漠里。只见黄沙起伏一望无际，风吹沙动丘坑互变不知东西南北。进到一定深度感到凶险莫测，林华宝他们无论如何不让我再前进一步了，命令我就在那里等待，作为他们进入通道后的联络点与指示点，并将一些较重的东西如一桶水等留在我处，我只好服从。我从早等到午，从午等到晚，从晚等到深夜不见一个人影。隔一定时候我就发一颗信号弹。起初还有回发可见，快到了晚上时就音信全无，我那时在焦急、恐慌和担心中度时如年，仍不断按时发信号弹。第二天快黎明时，一颗信号弹发出，突然看到前方有一颗信号弹在暗空划出一道亮光，我喜出望外，连发两弹均得回答。“天哪！”他们总算找到了我这个联络点。在黎明的曙光中沙丘脊上出现了缓慢移动的一行影子，逐渐看清了我们的同志一个跟一个背着回收物，满身和满脸黄沙踉踉跄跄和非常吃力地向我走来。整整一天24小时，他们在沙漠中心不怕危险、不顾饥渴疲劳，几经周折，几乎迷路，终于未丢一人，未伤一人，硬是找到了箭头，回收了试验载荷和值钱一些的设备、仪器。这种精神和责任感真令我钦佩。我留下来的一桶水，成为了甘泉，同志们喝后，一下子精神多了，我真高兴。
又有一次空投试验，时值隆冬，选在结冰的内蒙古黄旗海。我们吃的是又粗又黑的“钢丝面”，住的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的、只有一张床的、窗户也不很严的小屋。同志们爱护我，把仅有的一张床给了我，其余的人都睡在铺了稻草的地上。另一次是在天津地区靠海的芦苇塘空投，同志们是在水深齐腰的芦苇丛中趟水寻找空投模型，从上午找到下午才算找到。
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系统，经过58次空投试验，反复改进才完成了正样研制阶段送交总装和参加发射的。这个系统由原中科院1001设计院来的林华宝同志负责，研制完成后，在多颗卫星上使用一直表现良好，没有出过故障。就是这支极好的队伍，在1971年我也参加的一次空投试验中，因技术原因吃了“大饼”（降落伞未正常开伞，模型摔坏挤压成饼之谓），下了火车一回到院里就被当时的军管会集中办学习班，要查这次导致吃“大饼”的现行反革命，大概是要抓我或林华宝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一直等到空投高速光测的资料到了八院，从一张张图片分析，原因出在空中，我们这些嫌疑犯不可能在空中肇事，才放过了我们。
“文革”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虽然我在195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直到此时才被承认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之一员。后来我担任了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总设计师，负责了6颗返回式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提出了第二和第三个返回式卫星型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一部分初样阶段工作。卫星的总设计师都是从中国科学院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至于卫星的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从科学院来的就更多了。虽不能说没有中国科学院“两弹一星”的创业，就没有中国现在这样规模和水平的空间技术产业，但总可以说，中国科学院的创业为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最为根本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我深深感激的是，在上海机电设计院期间中科院和上海市给了我磨练和培育。
（1999年8月 郑培明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