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今，在说起自己是科研国家队一员的时候，这位做了18年研究的科学家仍有些“底气不足”。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个科研项目，是为某个高校做一台演示仪器。做，可获得二三十万元的研究经费，但难以有所创新和学术上的积累；不做，可以去寻找更有学术价值的大题目，但在此过程中，团队里的研究人员可能就要“饿肚子”。

　　最终,不少人还是选择了“做”。

　　“这是一个国家级研究队伍该干的事吗？”董晓龙理解一些研究人员的处境，拿到了项目才能活下来，但按照目前这种“用高射炮打蚊子”的态势，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飞机”——大题目，谁来打？真正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硬骨头，谁来啃？而且，蚊子打久了，高射炮是否还具备打下飞机的能力，更不得而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科技界不少研究院所原来存在的问题逐步暴露：研究课题重复，分工不明确，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等。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的话说：“有一些研究所仍然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科研工作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竞争、碎片化扩张等问题难以有效纠正。必须从根本上突破这些体制机制上的瓶颈。”

　　让董晓龙感到“振奋”的是，一个试图突破瓶颈的改革来了。

　　8月19日，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对外公布。很快，这一方案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作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科技领域最大胆的“改革纲领”，而中科院也被看作打响科技体制改革头炮的“率先者”。

　　尽管不是全国宏观层面上的科技变革，也不是针对科研人员自身薪酬福利的微观调整，但这一中观层面上的改革仍引起媒体和科技界自身的高度关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触动了制约科技体制改革的根子。

　　用白春礼的话说，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积极推进，微观层面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和科技评估等改革也在不断深入，但在中观层面上，科研院所体制机制和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总体上仍然沿袭着长期以来的固有模式，成为影响和制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因素。

　　从“率先计划”的内容来看，其改革以推进研究所分类为突破口，“整合机构，瘦身健体”，力求在2020年前，将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4种类型，推进分类改革；到2030年，形成相对成熟定型、动态调整优化的中国特色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它决定着中科院内部100多个研究所能否清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打破各种院内院外的围墙，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中科院一位院领导曾在公开场合这么形容当前研究院所之间的“藩篱”和“围墙”：争取科研项目时，科研院所及其科研人员之间“同舟共济”；而等到项目申请下来，轮到分科研经费了，便开始“同床异梦”；待到做出成果，将要报奖之时，又变得“同室操戈”。

　　究其原因，当前以资源、项目为导向的科技资源分配体制难辞其咎。中科院一家研究所的所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课题负责人往往只对“经费”以及给“经费”的资助方负责，而对于所里和院里，他们则不需要“报告课题项目的进程以及经费的使用情况”。其结果是，一旦院所遇到某个大的国家任务和项目时，就很难组织人来承担。这些课题负责人也因此被戏称为“独立的小法人”或是“个体户联合体”。

　　后来，这位所长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之前有50多个课题组，现在则全部归于12个创新团队下面，并进一步实体化，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或负责人由所领导任命，这就牢牢地控制了整个队伍的创新方向，打破课题组的界限，以大项目为牵引，集中力量办大事、做大科学。

　　这种在研究所内部“清除藩篱”、“打破围墙”，联合起来干大事的改革思路，和当前中科院针对研究所层面的分类改革十分相像。

　　比如，在目前已经公布的创新研究院名单中，中科院决定以空间科学先导专项、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等重大国家任务为依托，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应用中心、国家天文台三个单位联合，启动组建空间科学创新研究院。未来，这些单位将联合在一起，高举空间科学大旗。

　　不过，院所分类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白春礼深知这个道理，在该院内部2014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上，他说，研究所分类改革不搞一刀切，不刮一阵风。方向和思路想清楚了的，要创造条件先行启动；暂时还没想清楚的，要积极研究、适时推动；目前没有积极性的，也不强求推进，不搞“拉郎配”。

　　以空间科学创新研究院为例，该院联合单位之一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告诉记者，目前，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各自保持着独立法人的身份，但三方努力搭建一个跨所交流的平台，建立每月院务会制度。在会上，他们将就具体题目进行讨论和规划。他说，这是第一步，今后还将探索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是否采取独立法人模式等。

　　当然，在研究所分类改革的过程中，科研评价、资源配置也会随之调整。以创新研究院和卓越创新中心为例，前者以满足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为主要价值导向，实行政产学研共同参与的理事会治理结构，以国家任务和市场为主配置资源，以应用部门和市场评价为主要评价方式；后者则以学术水平为主要价值导向，实行行政系统与学术委员会相结合的治理结构，以择优稳定支持为主配置资源，以国际同行评价为主要评价方式。

　　董晓龙被分到创新研究院，这意味着，今后，他将获得更多的稳定经费资助。他告诉记者，很早以前，他就有一个想法，就全球变暖问题做一个微波遥感卫星。但这个大题目需要太多人，即便是他实验室副主任的身份也难以召集那么多人来。现在，他打算着手做这个题目了。

　　“率先行动”计划公布至今，过去了近一个月，这场波及100多个研究院所、近6万名科研人员的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还在继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