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光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坎坷到辉煌的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浸透了一位老人的大量心血。他就是著名应用光学专家，曾任第三届中国科协副主席的王大珩。近日，他被推举为中国科协50周年10大科学人物候选者之一。

王大珩是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他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及科研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光学工程、激光技术、空间光学、遥感技术、计量科学、仪器仪表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为我国光学事业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他同时是一位“谋事在先”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提出的“863计划”，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他关于重视工程技术界的整体作用，成立中国工程院及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等建议，对国家科技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日，记者通过采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翻阅《王大珩》和《光魂》等书籍资料，有机会近距离了解和感受这位卓著科学家的光辉业绩。

1948年，王大珩满怀强烈的报国之志从英国留学回到祖国。当时，偌大的中国，仅有一些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工厂，远远不能适应需求。

1951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次年，仪器馆在长春建成（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代理馆长、所长。此时国家急需大量科学仪器，但当时国内想制造光学精密科学仪器，却拿不出光学玻璃。王大珩带领大家从制造光学玻璃做起。他先是把在秦皇岛工作的龚祖同（我国另一位光学事业开拓者）聘请到长春，任仪器馆光学玻璃研究室主任，他们共同合作研究。1953年12月，长春仪器馆熔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光学玻璃，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也为新中国的光学事业揭开了发展的序幕……

19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出闻名全国科技界的八种高精度光学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光学玻璃（统称“八大件一个汤”），对推动我国仪器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打破了新型光学仪器神秘的观念，增加了自主创业的信心，还培养了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多年的技术积累，也孕育了1961年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红宝石激光器在这里诞生以及后来做出更为重要的成绩。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要发展远程运载火箭，这是发展洲际导弹及人造卫星的基础。其中在靶场上建立大型光学观测系统就是重要课题之一。对于长春光机所来说，要接受代号为“150工程”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困难很多。王大珩以极大的勇气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并亲自担任150工程的总工程师，从设计、加工工艺到装配调试及相应的各种准备条件都亲自过问，使整个工程从模型试验到技术设计再到加工安装调试，进展一直比较顺利，做到了一次试制成功。

据史料评述：“150—1工程光学电影经纬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它的实际作用距离大大优于设计指标，满足了中程地地导弹试验测量要求。工程的研制成功开创了中国研制大型光学测量设备的历史。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光学设备研制的技术力量，带动了一批相关技术的发展，锻炼了测控系统总体队伍，形成了以光、机、电为主体的光学设备研制体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测控技术打下了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大型光学测试仪器在试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出色完成了国家交给的艰巨任务。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迈开了发展宇宙空间技术的步伐，王大珩参与卫星大总体工作，任设计组副组长。伴随着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对光学设备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如返回式卫星装备的对地观测相机，要求高分辨率光学系统，既要能经得住自动拍摄震颤，又要长期保持正常工作，这个重担又落在了王大珩和同事们的肩上。

在设计方案论证过程中，王大珩提出在研制对地观测相机的同时，也要研制对星摄影的相机。为此，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空间相机研制的科研部门。经过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难关。两种相机先后问世，同时伴着卫星飞上天空。当卫星返回时，相机带回了拍摄的资料，成功看到了清晰的地面图像。

1975年，王大珩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技术的迅速发展，并领导了东北地区的遥感试验。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大型光学设备。这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

作为总设计师的王大珩，指导研制人员多次出海进行光学设备的实验，特别在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等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方面均有重要创造。

不断创新，是王大珩成功的秘诀之一。他曾经这样形容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责任：“科技工作者要做建设大军里真正的排头兵。这个排头兵不仅是要找一条路，还要披荆斩棘，让后面的建设大军能够跟上来。这个披荆斩棘，就是不断创新。”

王大珩在70高龄时，回顾为中国光学事业奋斗历程，展望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前景，不禁写诗抒发情怀：“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

此后，王大珩与他的同事又完成了一系列的光学工程。由此，长春光机所被誉为“中国光学科技事业的摇篮”，国内外著名的“光学工程基地”。

1979年，王大珩和同事们将分散于科研、工厂、教育、军工等不同行业的光学工作者联结起来，筹建成立了中国光学学会。他担任了中国光学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为中国光学学会的成长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把学会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起来，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他积极推动学会加盟国际学术组织，使中国光学走向世界；他通过学会凝聚精英，增强光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向社会推荐人才；他通过学会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加速了我国光学科学水平的提升；他策划国际合作框架，带领学会成员参加各种国际交流；他还通过学会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光学知识；他创办《光学学报》，并成为第一任主编。

1987年，王大珩积极促使中国光学学会正式加入了国际光学界的权威组织——国际光学学会（ICO），2005年8月，国际光学委员会在长春召开第20届代表大会。这个被比喻为国际光学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召开，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光学及其学会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曾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的母国光说：“饮水思源，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王老。他缔造和培育中国光学学会，是对社会的另一不朽贡献。”

1987年1月23日，王大珩积极倡议并亲自组织筹备的中国光学行业协会（后按照王大珩的建议，更名为“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成立，使中国光学光电子企业终于有了进行技术交流、信息传递、协作互助的组织者。王大珩受托出任协会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被誉为“中国光电子事业的引领者”。

王大珩还是我国仪器仪表事业、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6年国家制订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发展国家仪器仪表事业、计量科学研究项目的主要编写者。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1979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他曾任两个学会的副理事长、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王大珩与科技团体有着不解之缘。1986年任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在诸多科研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他依靠党对科协组织的坚强领导，调动和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他还大力倡导加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建设，并热心科普事业和公益事业。

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机构，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王大珩对于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和发展，同样倾注了心血。

1986年，王大珩和茅以升、钱三强、侯祥麟、罗沛霖等83位科技专家一起，向全国政协提出《关于工程技术工作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的提案；1989年，他又和7位学部委员提出了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

1992年4月21日，王大珩和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6位中科院学部委员共同讨论后，再次联名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5月11日，江泽民批示“此事已提过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请酌。”随后，温家宝、宋健、罗干分别作了批示，并由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牵头准备，王大珩和师昌绪两位技术科学部主任负责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酝酿讨论，统一认识，提出方案。

当时，对组建中国工程院意见纷纭。王大珩和师昌绪及时组织做了两件工作，一是搜集编印《外国工程科学院简介》（两册），二是亲自走出去听取科技界、产业界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归纳形成了关于拟定建院方案的五条原则意见，以周光召院长的名义上报中央领导同志。

接着，在王大珩和师昌绪主持下，进行了第二轮更广泛的酝酿讨论，反复研究，于1993年2月4日正式写成《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上报国务院并党中央，获得批准。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后，王大珩当选为首届主席团成员。他以自己的敏锐思维和战略眼光，在建院伊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大珩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及经济问题的咨询作用，倡导学部主动地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领导决策的高度重视，也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设立了体系规范的咨询机构。

王大珩不仅在光学科研中成绩卓著，而且为我国光学科研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特别是年轻科技人才。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使他深深懂得，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需要年轻科技人员的参加。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

建国初期，王大珩和龚祖同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为此，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亲自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等基础课程。1978年，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现哈尔滨理工大学），并兼任校长。现在他仍是以上两所院校的名誉校长。

王大珩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曾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上受到过他教益的人遍及全国，其中不乏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近2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就是他上世纪60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

1995年王大珩80岁时，获得了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成就奖”。获奖之后，他立刻拿出50万元交给中国科协，设立了“大珩迎光基金”，以此鼓励和支持那些为光学事业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1999年，包括王大珩在内的6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倡议并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帮助有志于科学的优秀中学生“走进科学”、“走进科学家”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谈及自己对国家863计划起到的作用，王大珩曾经这样形容。

1986年2月，有关方面组织针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提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不能延误时机，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

王大珩与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两位老科学家就此商议，认为应该直接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一下想法。于是，先由王大珩起草初稿，并请王淦昌、杨嘉墀两位专家一同参与。王淦昌、杨嘉墀当时分别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两人获知此事后一致表示赞同。

这封信在王大珩那里前后酝酿了一个多月，《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初稿。陈芳允补充了国民经济方面的科技发展问题。而后，王淦昌，杨嘉墀对此信的内容表示赞同并签了名。

信件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室。出乎王大珩的意料，三天后就有了回音。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此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批示下达之后，国务院立刻会同有关部委，组织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我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此后，有媒体评价，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提出发展国家高技术的建议，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

王大珩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及科研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新中国光学的许多领域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重大贡献。但他始终把个人的名利看得很淡。他始终认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不该系千万功劳于一身。

回国50多年来，王大珩自己很少发表科技论文，而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规划又何止车载斗量！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上，用在攻关任务的组织领导上，用在学生们的传道授业上，用在新中国光学科技事业的发展上。有人请他介绍新中国光学发展历史，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谁做了哪些工作，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而提到自己，他总是轻描淡写，决不夸耀自己个人的作用。

王大珩曾经说过：“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是的，王大珩是幸运的，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的条件，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1994年，王大珩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他在颁奖大会的致辞中曾谈道：“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顾又芬，她是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的著名儿科教授，医疗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但是，她还要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而我对她的关心很少，现在想起来觉得歉意，而只有感激。”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如今，王大珩已逾93岁的高龄，仍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虽然视力受到影响，但还坚持每天收听广播、适当读报，关心国家大事。他还不时接待各类来访的客人，特别是科技界的领导、同事和他的学生，与他们高兴地谈论科技领域最新的发展和成就。他提出并一直关心的关于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建议，最近已经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同意，国家正在准备立项。他曾经说过：“谁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就是剥夺我的生命。”记者感到，王老正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的欣喜心情，希望能继续努力有所作为。

（《中华英才》 齐殿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