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先生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领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他执着的“求是”精神、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办学成就，在我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领导和直接指导了我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地学规划制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工作，为新中国科技大厦的奠基立业、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竺可桢先生一生笔耕不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学术遗产。关于竺老的学术成就，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讨论和介绍，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竺可桢全集》编纂这一重要科学文化工程已近完成。我作为《竺可桢全集》的编委会主任与闻其事，有机会系统学习了竺可桢先生的思想，今天借此机会谈几点体会：

——作为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早在1925年，先生连续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等4篇论文，提出了由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气候记载来探究气候长期变化的新途径，成为我国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始终不懈，于1972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给出了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趋势曲线和过去五千年期间四个冷暖期相间出现的重要论述，至今仍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经典之作。竺可桢先生尽毕生之力，厚积薄发，以他深刻的科学洞察力和独特的工作方式，及时将所见、所知的早期气象观测记录作了详尽记述，为我国气象科学的发展乃至今天的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是的科学精神，提出“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对我们今天科学理性地认识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醍醐灌顶之效。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先生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先生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早在20年代，他即开始撰文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1926年，他通过江浙两省人口问题的研究，认为降低人口密度是一个“不可缓之举”。建国以后，他在历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一再呼吁国家对于人口“应有一个政策，不能任其自由发展”。50年代后，面对人口陡增的形势，他在著作和日记中对我国在人口和资源双重压力下的前途充满忧虑，1962年，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节制生育和水土保持乃当今之急务”。在《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中，提醒国人的环境意识；1963年，他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的建议书，将环境问题引入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野，对于当时我国一些省份只顾大量开垦荒地荒山、置水土流失于不顾的做法，撰文提出了批评并建议有实地勘察的必要。竺可桢先生的这些重要思想与建议，在当时中国强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大环境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提出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我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竺可桢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使浙江大学成为全国著名大学之一。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他率领浙大师生员工播越千里，不仅保全和培植了数量极为可观的教育和科技人才，而且在严酷的条件下使浙江大学迅速崛起。他提出并实践了“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籍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的办学理念，强调“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浙江大学师生坚持办学，开展学术研究，培养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一大批杰出人才，成就了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历史辉煌；他倡导“求是”精神，极力主张“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更是对当今大学的治学之道、办学之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竺可桢先生执着的求是精神、注重通才教育、尊崇学术自由、教育与研究结合等卓越的教育思想，更成为我们当前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宝贵历史财富。

——作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奠基人和卓越领导者之一，竺可桢先生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于建国之初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生物和地学领域，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原有基础上，领导重新组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以其在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在实现平稳过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先生于1955年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生物地学部主任，他尊重人才、知人善任、吸引和保护人才的实际行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例。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主持了全国范围内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工作，亲自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为国家宏观规划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此相随，在全国布置了初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和观测台站网络，并直接带动冰川、冻土、沙漠、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许多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填补了多项学科空白，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竺可桢先生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竺可桢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我个人曾受业和执教于浙江大学，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虽无缘直接聆听竺老面诲，但有幸继承和弘扬他开创的事业。竺可桢先生诞生于庚寅年，到今年正好是两个甲子的轮回。在这120年中，包括竺可桢先生在内的中国知识阶层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百年追求，一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国进入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战略机遇期。

当前，党和人民对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寄予厚望。我们缅怀竺可桢先生，就是要继承和发展他未竟的事业，不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用科技引领和支撑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光大他崇高的精神，特别是他毕生倡导的“求是”的科学精神，“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治学态度，联系实际、不骄不躁、循序渐进的严谨学风；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唯实，改革创新，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