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7日，是我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竺先生学识渊博，毕生致力于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也是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和第一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主任，团结和带领我国生物地学界科学家，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大规模综合科考的组织与实践者。20世纪50年代初，面对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局面，为摸清国家自然环境资源的家底、掌握第一手科学研究资料，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生物地学部主任，亲自筹划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凝聚中国科学院及全国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协作，先后组建了治沙队、黑龙江队、新疆队、青藏队、南方队和西南队等十几个大型综合科学考察队，开展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察活动，对祖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疆土进行了全面有序的调查研究。从1954年5月在内蒙考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开始，到1965年8月在甘肃河西走廊了解荒地开垦和沙漠的治理为止，东起黄河口，西至天山南北，北抵黑龙江流域，南达海南岛五指山，除了西藏和台湾以外，到处都留下了竺老的足迹。竺先生所组织和领导考察的成果为国家自然资源的宏观规划、区域发展和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竺先生领导中国综合科学考察工作，主张中国科学院研究应以应用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但也有必要进行必要的基础理论研究，以求得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在组织大面积综合考察的同时，又强调定位观测的重要性，他要求面上考察和点上长期观测结果要相互印证；在地理科学的发展中，他还要求不断引进数理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以求得到新技术的武装来更新地学各项测试手段。

竺先生在领导中国综合考察工作的基础上，全面规划，突出重点，适时地在我国西部地区建立了若干研究机构。如，治沙队包括地理所的沙漠室后来在兰州建所，在宁夏沙包头建站，成为国际知名的荒漠化试验研究基地；在兰州设置了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后人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对高原隆起、大气环流、冰雪资源、冻土工程、全球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许多前沿领域进行长期定位观测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黑龙江队为三江平原的农垦开发，为黑土粮仓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南方队在江西建设的千烟洲试验站，被评为全球百佳生态试验站之一。现在，中国科学院遍布全国的40余个试验台站，已成为我国生态网络长期监测的主要力量，这些工作基本上是当年综合考察活动播撒的种子，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执着努力，为我国区域可持续协调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为最近五十年来，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说，没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科学资料的积累和在认识上的深化，难以形成今天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竺可桢先生是投身西部开发建设的先驱者。竺可桢先生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研究和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解的情结，他提出的“人民迫切需要千百万个现代的徐霞客本着玄奘取经的精神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认为西部地区有大量自然资源和科学问题亟待科学工作者去调查和研究，可以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兴旺做巨大力量。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拉萨、酒泉等地建立了测候所，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最早设立的气象台站，对于了解西部地区天气和气候变化，完善全国气象观测网络起到了重要作用。建国后，竺先生去的最多、逗留最长的也是西部地区，为了全面了解西部地区大自然的真实面貌，他在新疆崎岖的山路上，不辞辛苦日行千里；为了认识自然生态的垂直变化，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四川雅砻江流域一日之内，从4000多米高原下降到几百米的谷地。他每年在野外实地考察一般达2个月左右，以掌握大量第一手观察资料为基础，吸收融合他人科学考察所得，结合当地社会人文经济情况，借鉴古代历史和国外经验，通过综合研究，提出“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大力保持自然”、“西部地区的开发，关键在于水，应根据水资源的可能来安排工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布局，还应根据水平衡的计算，充分考虑到水源补充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水土保持是黄土高原山区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等一系列观点和论断，不仅对西部地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有指导作用，而且对目前开展的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有指导意义。竺先生不仅是科学研究的指导者，也是科学研究的实践者，这些都反映在他2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和论著中。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极地科考最早的倡导呼吁者。竺可桢先生对我国极地科学事业发展有着独到见解和长远战略眼光。早在1957年，竺先生就曾指出：“地球是一个整体，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和演化是地球环境的一部分。中国没有极地，但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有研究全球的气魄。现在可以先学冰川，将来大有用处，将来中国总会到两极去考察的”，并专门派出学生赴前苏联专修“极地冰川”学。

20世纪中叶，已有40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100多个科学考察站，对南极开展了多学科考察研究，随后取得了多项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例如南极大气臭氧空洞的发现与研究，以及后来的南极冰下湖——东方湖的发现与研究，等等。但是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家实力，竺可桢先生等在1957年提出的中国极地考察的建议当时未能实施，随着我国开展极地考察的条件具备，中国立即展开了相关工作。从1984年至2009年的近30年中，我国以长城、中山两个常年考察站和极地科学考察船作为考察基础，广泛开展了极地气象学、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海洋学、生物学、高空大气物理学、测绘学、环境科学和人类医学等多学科考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极地科研人员和后勤技术队伍。2009年1月建成的矗立在冰穹A的中国昆仑站,是继美国、前苏联、法国在南极内陆建站之后,人类南极科考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竺可桢先生是始终如一坚持正确的科学发展观的践行者。竺可桢先生作为科学大师，一生秉承“求是”精神，在科学真理面前，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始终如一地坚持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得到科学界和全社会的敬仰。他所倡导重视开创性研究不但为相应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途径。作为地理学工作者，我们应在竺先生精神指引下，认真学习他在学术组织工作中的大家风范，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学习他凝聚全国产学研的人力资源和智慧，大协作，大团结的精神，紧紧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并使我国地理学和气象科学在具有中国特色方面进入国际前沿，为祖国和人民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