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纪念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和爱国主义教育家，我国近代地理科学和气象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

新中国建立之前，竺可桢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先后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为中国近代地理科学和气象科学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竺可桢先生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基础研究和教育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在1936-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秉承“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求是精神，融合中西教育之长，强调大学教育“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在竺可桢先生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浙江大学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日后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承担起谋划和领导中国科学事业建设发展的重任。他根据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和科学研究基础，谋划建立了一批科学研究机构；针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特点，组织领导了多项区域综合考察；根据国际科学发展的动态和方向，及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前沿问题。竺可桢先生始终强调基础研究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很多重要思想和远见卓识对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工作依然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

首先，在领导构建中科院资源环境科研机构的过程中，竺可桢先生一直强调培养基础人才，完善学科布局，为新中国资源环境科学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竺可桢先生承担起建设研究机构、完善学科布局的重要任务。1950年初，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动植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等座谈会，决定调整和建立植物分类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实验生物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这些研究机构都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竺可桢先生深刻认识到人才培养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4月，他与清华大学周培源先生讨论气象系和地理系的人才培养，建议将地理学设在北京大学，并针对人才培养提出了许多建议。

其次，在资源环境科学研究工作中，竺可桢先生高度重视区域综合考察，强调实验与定位观测，为资源环境领域的基础研究树立了科学规范。

区域综合考察是开展区域资源环境研究的基础。竺可桢先生积极倡导开展区域综合考察工作，在建国后的10年时间里先后组织了10个区域综合考察队。他特别强调区域考察与学科发展相结合，曾明确指出“通过考察工作，对于自然情况也有很多新的发现，推翻了某些陈旧的概念，甚至获得了新的解决自然规律的线索和途径，从而帮助了学科的提高”。

竺可桢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实验和定位观测对资源环境研究的重要性。1960年，他曾提出，“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阶段，加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用最新的学科成就和仪器设备把地理学武装起来；要加强有关的生产技术和技术经济知识，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一定要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方面最新的理论知识来进行研究论证，使地理工作者从单凭二眼观察的工作方法中解放出来，走上现代化的工作方法。”回顾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与大量的野外考察和长期定位观测工作是分不开的。随着资源环境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愈来愈发现竺可桢先生重视野外工作，强调实验与定位观测的科学意义和深远影响。

同时，竺可桢先生还一贯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要把握科学前沿，跟踪国际热点，促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

在我国科学事业最艰难的“文革”期间，他依然积极呼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他在批阅中国科学院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指出，第四个五年计划只是一个“赶”的计划，谈不上“超”。我们已经落后很多，要赶人家，就得比人家进步得快，先赶得上才能谈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打破常规以高速进行。这样就非注意基础理论不可。不重视、抛弃基础研究，科学上是不可能超过别人的。

当时年近80岁高龄的竺可桢先生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技发展动向，经常乘公共汽车到情报所查阅国外资料。一年时间里，他去情报所20余次。

竺可桢先生的一生是为我国科学事业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一位值得敬重的科学大师，他一贯倡导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并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国基础研究事业的长远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创建了中国物候学，他撰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成为当时国际学术前沿研究方向，也是当今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者，他为我国诸多科学研究机构建设和学科体系设计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他在促进科学技术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一直关注和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一生都在为我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竺可桢先生治学精神永泽后世！

竺可桢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