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光的最后一个生日在病房里度过。那天是2月13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几位同事买了蛋糕，点了生日蜡烛，想让他高兴一些。池圆香喂他蛋糕，劝他少吃一点，他当时已说不出话，但张嘴示意还想再吃。

母国光不久之后陷入昏迷。他没有留下遗言。

池圆香说，在头脑清楚的时候，他曾表示不放心留下她孤身一人。二人最后一次说话时，母国光嘱咐妻子，“你要好好活着”。

这对夫妇属于“师生恋”。当年，在南开生物系读书的印尼华侨池圆香遇上了给他们上物理课的年轻助教母国光——他颇受几个女生青睐。

他们成家后，“家里事他不管”。母国光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有多少。他们的一子一女出生时，母国光都不在家。

池圆香欣赏丈夫“对金钱看得很淡”，母国光当了10年以上南开大学校长。有人求校长夫人“办事”，池圆香只要一提，就会挨骂。

母国光的外甥曾是北京市实验中学优秀学生，有机会保送南开大学。母国光明确对妹妹说，“你的孩子我不能收”。后来，外甥高分考取了南开，直到毕业，也没人知道他是校长的亲戚。

“他不给亲朋好友走后门。”池圆香说。

女儿母晓宏1988年南开毕业后到天津血液研究所求职。母国光事先叮嘱，不要自称是南开校长的女儿。女儿求职失利后，回家生气地质问他“你怎么不让我说是你女儿”。希望女儿留在身边的池圆香也有意见。但母国光说：“让她自己闯去吧！”

池圆香也听南开光学所的人说，人们“都特别怕他”，因为他要求严格。他做事的风格体现在他一丝不苟的穿衣风格上。他连洗脸都“认真极了”。他“看不惯现在年轻人动不动放假”，而不是抓紧时间做学问。

周炳琨在母国光之后接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在他的印象中，他们之间谈工作多，开玩笑少，因为母先生工作非常勤恳，要求非常严格。

母国光曾任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周炳琨说，他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威望。在王大珩先生的领导下，他开创了我国光学界国际交往的新局面。

孔强师从母国光读硕士，后被推荐到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他的博士导师、时任海德堡大学校长朱·普特里兹教授，对他称赞母国光是一位“有能力、有智慧、有远见的中国大学校长和物理学家”。

近30年前，选硕士论文题目时，孔强想做“最热的项目”。母国光却根据学生的特点，指定了另外一个新项目给他。他很不乐意，“闹起了情绪”。母国光劝诫他许久，最后急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句责备令孔强终身难忘。如今，他庆幸导师有先见之明，为他选了当时很新、却很有前途的、最适合他的题目。

这对师徒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2月20日。孔强站在病床前，床上的母国光看着他，点了点头，没能说话。孔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读懂了导师饱含期许与期待的眼神。

在南开光学所很多学生的回忆里，母国光“总是笑眯眯的”，“没有一点大领导和院士的架子”。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卢维尔分校博士生田野说，母国光有时看到年轻学生，会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聊一聊天，像是一位“和蔼的老爷爷”。他会详细询问学生们的意见，并要求下属为之改进工作。

2011年，南开大学为母国光庆祝80大寿。同事们为他出了一本内部的纪念册，本想约他天南海北的学生写几篇回忆文章，赞美他的贡献，这个动议被他否定。

他希望这个纪念册“简单一些”，也怕说出口来，大家会“不好意思不写”。

还有人建议他自己写回忆录，他表示，自己没那么多时间回忆。

他生前的一个愿望是，为王大珩院士申报国家最高科技奖。王大珩逝世后，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池圆香说，他对于自己没有任何愿望。如果说有，那就是他希望能够工作到底。

在他眼里，光学是让人“把一辈子精力都放进去还不够的学科”。

母国光走远了。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与光同在。他的学生赵星教的一门课上，就有一个实验与母国光有关。使用他研制的白光信息处理机，用黑白胶片拍摄彩色照片，让学生了解信息光学在信息处理中的应用。国内众多高校都有这个实验，就像他的《光学》仍在吸引后辈们。

这位低调的光学家不知道多少回被人认出。有一次，他在机场遇上了麻烦，机票的姓名拼音出错。机场工作人员问他姓名，他说：“我叫母国光。”对方肃然起敬：“啊，您是母国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