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而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吴家医院”
2004年9月的一天，协和医学院前副院长董炳琨接到来自吴阶平的电话。吴阶平希望董炳琨给他写一份生平材料，“重点要对一生做出评价”。今年88岁的董炳琨曾与吴阶平一起搭档过。董炳琨觉得这个特殊任务难度很大。“可是他说，要是不困难也就不找你了。”一个月后，吴阶平把董炳琨约到自己的疗养地，两人倾心交谈了几个小时，吴阶平后来还把自己写的12篇回忆文章交给了董炳琨。吴阶平的一生，由此也被清晰地被勾勒出来。
“吴家兄弟就可以开一个医院。”吴阶平兄弟4个，他排行第二，原名“泰然”，“阶平”是他的号。吴氏四兄弟都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除了名气最大的吴阶平之外，吴阶平的大哥吴瑞萍是小儿科专家，二弟吴蔚然是普通外科专家，三弟吴安然是免疫学专家。其中吴蔚然当年与吴阶平一道，是周恩来医疗小组成员，后来又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吴蔚然非常低调，不爱说话，其实他的水平和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吴阶平。”曾任协和医科大学教务长的刘世连告诉本刊记者。
吴家几个孩子的职业完全是由父亲吴敬仪主导的。吴敬仪是前清秀才，曾做过湖南候补知县。吴敬仪有很精明的经商头脑。辛亥革命后不久，盛宣怀要将他在湖南的10万两银子转到上海，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盛宣怀怕带银子被人抢走，他知道吴敬仪办法多，便请他帮助想个稳妥办法。吴敬仪在当地买了10万两银子的美孚煤油，由水路运到上海；到了上海后油价暴涨10倍。盛宣怀喜出望外，要把赚的钱分给他一半，吴敬仪则要求替换成盛宣怀纱厂的股票。这份股票后来为吴家带来不小的财富，也成为吴家第二代接受精英教育的物质基础。
吴敬仪是一位标准的严父。他在家中办了私塾，请当地最博学的先生教几个孩子读四书五经。他还经常请在纱厂工作的美国人的孩子到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们玩，这使得吴阶平从小就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吴敬仪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有些事情认真得甚至有些过分。他有几块金怀表，每天都要拿出来，与收音机里的报时校对，准确度要求到秒。吴阶平后来常说，父亲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动荡，走南闯北的吴敬仪认为不能做官，做官会把心染黑了；也不能从商，乱世中从商只能是倾家荡产。在他看来，最好的选择便是学医。吴敬仪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当时刚创办不久的协和医学院，他便极力鼓励几个孩子去报考。吴阶平的大姐夫陈舜名本已毕业工作，在这位岳父的要求下也重新报考，上了协和；接着是大哥吴瑞萍。1933年，16岁吴阶平考取协和医学院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班。
协和医学院实行的是标准的精英式教育，预科3年后，还要学习5年本科，前后8年，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一年级吴阶平的同班有52人，3年后考入协和的只有13人。刚入学的吴阶平成绩平平，以爱玩著称。从三年级才开始发奋。三年级时，他被评为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获得免交1000银元学杂费的奖励。
协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从四年级选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做毕业典礼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司仪手持纪念牌和一根一尺多长的红木棒，上面套着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刻着历届学生司仪的名字，金箍套满了就形成一根金棒，学校将永久保存。吴阶平的名字被记在第九道金箍上。1941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这根金棒也不知所终，这是吴阶平终生之憾。也是因为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协和停课，1942年1月学生全部撤离。吴阶平这一批学生也成为老协和毕业生名录上的最后一串名字。
“先专后红”
从协和毕业后，吴阶平来到中央医院(又称中和医院，即后来的人民医院)工作。1944年，在中央医院担任住院总医师，随后赴美进修。吴阶平的导师哈金斯(Charles Huggins)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曾获得诺贝尔奖，他很赏识吴阶平，想把这位高徒留在身边当助手。但吴阶平还是希望回国发展自己国家的泌尿外科。
吴阶平1948年回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的极大重视。北京市政府刚成立，市长彭真邀请了一批知名科学家、教师和社会贤达参加招待会，吴阶平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50年代，是吴阶平医学事业的巅峰期。吴阶平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并任队长，回国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代表人物。
1962年，吴阶平受命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比他小一岁的冯佩之出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吴阶平无论专业领域还是社会活动上，都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主动放低身段。冯佩之回忆，那时“二医”经常组织学工学农，甚至去门头沟煤矿劳动锻炼，考虑到吴阶平事务繁多，冯佩之告诉他不必参加，可是吴阶平照样跟他们去了煤矿。
与吴阶平不同，冯佩之和董炳琨都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看成大知识分子的吴阶平，却处处显示了对这些革命干部的尊重。第一位夫人赵君恺去世后，有人向吴阶平介绍了高睿，很多事情他都向董炳琨、冯佩之如实汇报。“人家名气那么大，还那么坦诚地跟我讲，有时我都不好意思。”董炳琨告诉本刊记者。93岁的冯佩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更是连连感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精湛的医术，再加上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使吴阶平的医术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渐渐进入到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会诊的医疗服务中。在普通人眼里，这无疑是荣耀甚至权势的象征，但身临其境，才知道个中甘苦，甚至暗藏的巨大风险。
中共最高领导干部的保健工作，最初是效仿苏联的一套体制，毛泽东对此早有意见，认为过于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所以1964年撤销了中央保健局，保健工作也陷于瘫痪。后来周恩来指示成立一个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曹根慧任副组长。
周恩来是了解吴阶平的医术、人品和能力的。他曾对别人评价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也许正因为此，周恩来把很多医生最不愿意接手的一项工作交给了吴阶平——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接到钓鱼台宾馆，正式交代他负责江青的保健工作。吴阶平连连推说自己是泌尿外科医生，不适合做保健工作，但在周恩来坚持下，他不好再推辞。回到家，他曾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赵君恺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于事无补，只会坏事。”
在为江青做保健医生的几年里，吴阶平处处小心谨慎之余，也运用他的智慧应对。董炳琨说，当时另一位保健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每一次写病历都尽可能写得很详细，还说：“以后要真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有病历为证。”吴阶平淡淡地说了句：“还是少写为妙，有三两句，把事情说清楚就是了，写多了也会出毛病。”吴阶平的一番话让卞志强恍然大悟。
从1967到1973年，吴阶平为江青做了近6年的保健医生，总算安全地完成任务。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小笔记本，多年后吴阶平还一直珍存着。上面布满了诸如CC、KS、CEL等各种“密码”。他后来才解开了这个谜底：CC是江青，KS是康生，CEL则代表周恩来。原来这是吴阶平怕万一不小心弄丢了本子而设置的，他的谨慎和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走钢丝”的医疗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吴阶平、卞志强、吴蔚然与张佐良4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中央审批做膀胱镜检查。
可是医疗组面对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三人组成“中央领导小组”，关于周总理的医疗情况，医疗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中央小组”对上向最高领袖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医疗方案。即便周恩来本人，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
周恩来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吴德诚任副组长，后来医疗组扩大到50多人。关于周恩来的病情，医生们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3人在怀仁堂见到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医疗小组的卞志强后来回忆，听到这个指示后，大家“非常不安和焦急”，“虽详细解释需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均无济于事”。在此期间，医疗组不断奔走汇报请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许多首长家面报问题的严重性，请求及早诊治”，但手术的治疗方案仍未被批准，医生们只能对总理进行保守治疗。这一切最初都是瞒着周恩来进行的。吴阶平事后回忆，周恩来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问底，“以前无论给他做什么检查，他都会把检查的原因、原理、结果问个一清二楚，可这几次检查之后他都没有询问结果，只是一味拼命工作”。
1973年1月，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总理已经开始尿血。吴阶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们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游泳池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膀胱镜检查并不复杂，是在局部麻醉下用来观察膀胱内部的精密仪器，如果通过膀胱镜检查观察到有早期膀胱癌的病灶，可在做检查的同时用电灼手术器械把病灶电灼，这样病情就能得到控制。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心里清楚：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是不是顺便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还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邓颖超的话让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他说，“我想有邓大姐这句话，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
周恩来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么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周恩来说了句：“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对医生的肯定：“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卞志强后来对吴阶平说：“你是带我们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
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手术治疗。在手术方案被批准前，周恩来需要每周输两次血来补充大量流失的血液。可是此时“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峰，一支支冷箭射向周恩来。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又在精神上被煎熬、摧残。有时他正在输血，“革命派”通知他去开会，他只能拔下针头去参加。
终于，在医生们反复细致的工作下，周恩来亲自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接受手术治疗。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请求。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周恩来的膀胱癌原属一般常见的尿路上皮细胞癌，但到了1975年秋天却转为鳞状上皮细胞癌。这种癌肿恶性高，发展快。医生们虽然竭尽全力，却已无回天之力。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句话。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甚至几度哽咽：“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可是令吴阶平和医疗组成员意外的是，总理去世后，却出现了很多指责之词。“当时流言蜚语特别多，说什么的都有，大意是指总理的医疗工作存在问题。医疗组成员都有很大的压力。”董炳琨说。1月15日，借周恩来追悼会之机，邓颖超专门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等请到台湾厅，她对着总理的侄辈们说：“医疗组的同志精心护理，工作非常辛苦，他们政治可靠，技术一流，他们已经尽了力了。”这样事情才稍平息下来。
可是此事并没有就此完全平息。在周总理去世10周年的1986年，外事部门又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对总理的医疗工作提出若干质疑。文章称：“中央”指定的医疗小组对恩来同志精神和肉体给予了毫无人性的折磨，就连邓大姐要去医院探望都要经过王洪文和他们的医疗组的批准。文章不仅在国内刊登，而且发到国外。
“医疗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董炳琨解释说，“当时我没有参与医疗工作，但是也间接地做了一件事。那时决定要给总理做膀胱的灌注，可是灌注治疗的效果如何、有没有病痛等，我们的经验不太多，而上海的经验比较多。上级就要我和一个泌尿科专家两人一起到上海做调查。把上海各个医院膀胱灌注的病例一个一个搜集调查。”
“从这一件事情看起来，对总理做的每一个医疗措施都要经过多方论证，有具体材料才行。那时候全国上下，大家出于对总理的关心，提出的各种方子包括偏方、中医方、西医方多极了，但是不可能都用。使用方子得有科学根据，即便没有科学根据也得有实际的结果。所以这些东西也很伤脑筋，这里面的看法也很多。”
那篇文章发表后，吴阶平又一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觉得医疗小组必须要正面澄清，于是他组织原医疗组的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很快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的批复，他们都再次表示：医疗组对总理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是适当的。前述文章的话并不真实。“为总理看病的经历，让他心里很纠结。”吴阶平的第一任秘书华杏娥回忆，有一次她陪着吴阶平到“人大”开会，看到了李先念，他再次提及此事予以澄清，回来之后，说了一句：“中间李先念来了，事情说清楚了！”华杏娥说，吴阶平对中央领导的治疗守口如瓶，他只是简单跟华杏娥提过：“总理不是一个癌症，有好多癌症。”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华杏娥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特殊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外界封锁，政府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应邀为友好国家领导人治病，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方面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负责。吴阶平作为中国医术最好的医生，先后为4个国家的元首治过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苏加诺患肾结石和高血压很多年，但他拒绝手术，他的前任私人华裔医生胡永良，也是他早年游击队里的老战友。胡永良向苏加诺提议，肾脏的问题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要请中医来治疗？中医的话就要请中国的医生。苏加诺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请求。
“中医在中国是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要出国看病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周恩来就让吴阶平这个西医来当中医医疗组的组长，带着中医出国，副组长方圻也是西医出身。”董炳琨介绍。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还专门找医疗组谈话，特别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向中央写报告。”
其实中国医疗组赴印尼治疗的环境也比较复杂：“他们的卫生部长是个准将，极力反对总统邀请中国医生，而苏加诺对中医也不是很信任，我们还得想办法让他信任。另一方面苏加诺的医疗班子都是西医，我们得和他合作，不能撇开他们单独做事情，他的西医和我们的中医加在一起事情就非常复杂。”如何平衡关系，如何以中国西医的身份，向不信任中医的印尼医生解释中医的治疗，吴阶平可谓责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煎制中药、如何说服苏加诺让他接受针灸，都是需要吴阶平出面沟通解决的。
吴阶平先后5次率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医疗、政治、外交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但吴阶平都处理得非常好，这里面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董炳琨说。
吴阶平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期间，他的夫人赵君恺突然得了偏瘫，为了不影响吴阶平情绪，周恩来指示暂且不让吴阶平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把信扣了下来，只告诉了方圻一人。直到临回国前吴阶平才得知这一消息，他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方圻后来回忆说：“其实，我认为使馆的同志完全低估了阶平同志的觉悟水平，采取这种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在与吴阶平一起工作的几年当中，董炳琨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共同参与的“李震案”。
1973年10月21日深夜，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被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当时最高领导层对李震的死存疑，认为他没有明显的自杀动机，因而怀疑是他杀。李震的尸体被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里，上级要求绝对保密，只准当时的部分医院领导和指定参加尸检的几个人知道。
“李震案”由周恩来直接牵头负责。他委派吴阶平负责尸体解剖，董炳琨与林钧才、吴蔚然、韩宗琦等人是组员，他们直接向中央负责，所有报告要几个人同时签名。
在当时纷乱的政治环境里，李震之死的背后，是公安部甚至更高一层复杂的政治斗争。当时公安部掌权者倾向于“他杀”的结论，公安部内部也反复排查，先后有116人被怀疑与此案有牵连。可以说，对李震自杀还是他杀的鉴定，是在一种高度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
董炳琨回忆，其实从单纯的医学角度看，李震很显然是自杀的：“他的颈部有明显的绳索勒痕，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有的还没有完全溶化；肺脏有肺气肿。”尸检小组统一的意见是：死者先服药后，自缢身亡。
在此之前，持“他杀”观点的人认为，是有人先把李震勒死再把药片灌进去的，造成自杀假象。“人死了之后能不能灌进去药片，怎么灌？我们做这个工作，必须非常仔细。所以回来之后，我们从协和医院找了老式的食管镜，然后在狗身上做实验，看看在狗身上能不能做得到。”董炳琨回忆。在动物身上试验的结果，等于推翻了这种猜测。
对“自杀”结论当时还有一种怀疑：李震是在地下室上吊的，四周没有水源，胃里的那么多的安眠药是怎么吞进去的？周恩来显然对此也有疑问。他对李震究竟死于自杀还是他杀也十分存疑，在他看来，李震没有自杀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向吴阶平仔细询问了很多细节，最后提了一个问题：“没水的情况下能不能吞下那么多药片？”吴阶平回答：“没水也能吞下去。”周恩来不放心，又追问一句：“你们试过吗？”吴阶平坦白回答：“没有。”
董炳琨回忆，回来后，小组的人又开始针对这一个疑点进行了实验。“我们自己干吞药片看能不能吞下去。吴阶平带头吞了一小瓶酵母片，足足有100片；我们也都进行了试吞，事实证明干吞是可以吞下去的。”“我们当时搞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为这一件事情。每天晚上大家都要开会研究，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写总结报告，总结报告那是字斟句酌，不留漏洞，不能让任何人挑出毛病。每次报告都是吴阶平定稿，全体小组成员签字后上报。”
“一号任务”
吴阶平一生中参与的特殊任务不计其数，其中最特殊的一项，便是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让各界人士参观、吊唁、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签字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也是以保存15天为目标，医务人员只对遗体做了一般性处理，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和福尔马林等。
但是到了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永久保存遗体，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群众永久性瞻仰。“这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董炳琨解释说，如果要永远保存遗体，死后两小时就要进行尸体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液，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洗干净，注入防腐剂、凝固剂等。可是已经做的一般性处理已失掉了彻底处理的机会，遗体内血液早已凝固，再做那样彻底处理已不可能。
中央决定成立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由时任卫生部长刘湘屏、副部长黄树则、医科院副院长吴阶平、北京医院院长林钧才、医科院组织学教授徐静和保健医生李志绥组成，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要绝对保密。
吴阶平是9月11日得知新任务的。“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尸体并不难，所要求的只是长期不腐烂，已有成熟的科学方法。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是，吴阶平又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当时已有的遗体保护，最早的就是苏联，再就是越南的胡志明。”董炳琨说。于是毛泽东去世的第三天，林钧才带领6位专家到越南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保护的方法和经验；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临床、病理、化学、物理、光学和机械学等70多位专家都被集中到北京，通宵达旦商讨保护方案和技术方法。“主持这样一个无先例可循的、多学科协同攻关的科研课题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博学多才、超凡组织领导能力的科学家，吴阶平无疑是最好的人选。”董炳琨说。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专家几经讨论，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是指皮肤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头部和两只手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即身体是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胡志明的遗体就是这样处理的。”董炳琨说。
据《吴阶平传》透露，遗体保护最终按照原定的气态、液态相结合的原则。配合这套原则，纪念堂建立了一套安全可靠的升降系统。当纪念堂开放时，毛泽东的遗体处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但不能给水分，因为水晶棺里温度很低，一给水分就会结雾，只能采取干湿结合的办法，在遗体的衣服里都包着水，也就是不裸露在外的地方实际上是处于液态保护环境，只有面部是处于气态环境。瞻仰结束后遗体降到地下保护间一个特殊密闭的容器里，在这里给遗体更多的水分。每年毛泽东的生日之后，也就是12月26日后，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时间，把遗体完全泡在液体里补给充足的水分。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他们在地下室工作了一年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是在这一年中。“文革”十年当中，吴阶平没有经历平常意义上的大起大落，然而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也犹如在“走钢丝”，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可是正如《吴阶平传》里的评价：“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情义之人
93岁的冯佩之，与吴阶平搭档共事过两次，由此结下了近乎半个世纪的“同志+兄弟”的深厚情谊。
与吴阶平出身不同，冯佩之是解放前就在冀中一带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62年，他被调到北京第二医学院做党委书记。冯佩之还记得赴任之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叮嘱他：“吴阶平是位新党员，未来要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要好好帮助他。”
那一段时间，正逢吴阶平赴印尼治疗，而其夫人赵君恺得了偏瘫。冯佩之每天下班以后，都到友谊宾馆接上有名的针灸医生到吴家为赵君恺治疗，每天如此，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赵君恺病情有所好转，“能够自己蹬缝纫机了”。久而久之，冯佩之不仅与吴阶平的父母、岳父母熟识起来，而且和吴阶平的几个孩子也相处得非常好。“有时候我去他们家，赵君恺在做饭，我就替她抱女儿。”
如果说两人的关系之初，还有点为工作而考虑的“团结”之意，后来则因彼此欣赏而演变成私人友谊。冯佩之告诉本刊记者，吴阶平也经常到冯家来，3个孩子也一口一个“吴伯伯”叫得亲热，吴阶平经常对冯佩之的几个孩子说：“你们长大了要学医，当医生很好啊！”如今冯佩之的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是医生，就是深受“吴伯伯”的影响。
“文革”之始，身为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冯佩之，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大学校长，没有行动自由；彼时，吴阶平已经走进中南海，成为领导人的保健医疗组长，两人的境遇迥然不同，也很久都没有见面。
某一天，吴阶平委托他人找到冯佩之的孩子，送来了一张票，是庄则栋等人出国归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表演赛。那时候，冯佩之的情形有了稍许好转，“造反派”暂停了对他的批斗，也允许他住在家里，有了些小自由，可是行动之中还是有人监视。
“好多年没见他了，我挺想他的，又不知道他怎么样，所以我决定拿这张票去看看。”进到首都体育馆，冯佩之看到了自己一直惦记的老朋友吴阶平。吴阶平看了冯佩之一眼，没有说话，仿佛不认识他。冯佩之也担心会给老朋友有任何不好的影响，“也不敢正眼看他”。
过了一会，冯佩之突然听到吴阶平那边传来低低的声音：“老冯，你怎么样？”可是说话的时候，吴阶平的脸还是冲着前方。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冯佩之马上心领神会，也一边目视前方一边压低声音告诉吴阶平，自己被批斗已告一段落，现在主要是劳动改造。吴阶平又问：劳改怎么样？冯佩之回答说：“我们这些走资派，劳动强度非常大，总是干重活，我腰总是疼。”
吴阶平听罢，略一思索，又悄声说：“你后天到北京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找一位叫周仁厚的大夫，他是骨科专家，我让他给你看看。”
对于自己在中南海的现状，吴阶平没有半点提及。最后，两人说了些互相保重的话后又装作陌路人各自散去。整个谈话当中，两人都是目视前方，从没有侧过头看对方一眼，即便暗中有监视的人，也丝毫不会察觉到任何破绽。
按吴阶平说的时间，冯佩之请假到了北京医院，在骨科病房找到了周仁厚。虽是初次见面，但周仁厚对冯佩之非常热情，这让很长时间没有人敢搭理的冯佩之很是感动。周仁厚为冯佩之检查之后，写了一个诊断书，上写：腰椎间盘突出，建议免除劳动，休息3个月。冯佩之明白这是吴阶平暗自帮助自己。有了这张假条，冯佩之的境遇改善不少。3个月后，冯佩之需要到“造反派”指定的医院复查，医生只要看到最初的诊断书上署的“周仁厚”之名，出于尊重，都是按照他的医嘱写下来，于是冯佩之凭借这张诊断书，免除了重体力劳动改造之苦，一直到了“文革”结束。重获“解放”之后，心怀感激的冯佩之专程去看望周仁厚，老教授笑着说：“你哪里有腰间盘突出！”
冯佩之的工作后来几经调动，从北京第二医学院到北京师范学院，“文革”后，先是到八机部做副部长，后来又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做党委书记。吴阶平出任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兼医学科学院院长后，他找到分管中组部的宋任穷，坚决要求把冯佩之调到协和做党委书记，两人于是有了第二次搭档，其友情也一直延续下来。冯佩之说，一直到吴阶平当人大副委员长，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个到冯家来拜年的，一定是吴阶平。
因为腿脚不便，冯佩之没有参加吴阶平的追悼会，他让老伴和女儿代表自己去了八宝山。回来之后，他细细地向女儿问起：吴伯伯变化大吗？瘦得多吗……“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弟……”老人家长长叹了一口气。
“国之大医”
“我们国家的名医很多，在医学上做出突出成绩的人也很多，可是像吴阶平这样全面的人，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人，在我遇到的人里面还没有找到。”董炳琨说。
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华杏娥原是协和医院内科医生，后来被调去任吴阶平秘书。华杏娥告诉本刊记者，吴阶平非常重视教育。在协和医学院任校长期间，每年他都要亲自给新生上第一堂课。他给这些未来的医生讲从一开始学医，每一步应该怎么样走；吴阶平经常举外科大夫做阑尾手术的例子，他说：“阑尾手术谁都会做，但是这里面的学问很大，医生做得有好有坏，阑尾炎有轻有重，有发脓的、有死的，就是告诉学生别看是普通小病，其实里面的学问很多，要思考，并且要通过实践来提高。”
1982年，由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面世。其实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周总理生前多次向吴阶平提及的一个愿望，吴阶平也一直以此为自己的责任，并成为打开性教育这扇封闭已久大门的关键人物。《性医学》出版后，轰动一时，书店甚至将它和那些滞销书捆绑在一起销售。“书摊上都打着‘吴阶平性医学’的招牌，我说，吴老不得了，街上都打了你的名字，吴老也有些无奈：怎么能这样子。”华杏娥微笑着回忆。吴阶平还有一个愿望是在学生中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为此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青年的性教育刻不容缓》一文，呼吁制订相关教材。可是他的建议迟迟得不到批准，历经8年多，直到吴阶平当上人大副委员长，此事才有转机。
提起吴阶平，华杏娥最深的印象是“聪明、能力强”。华杏娥说，当时吴阶平身兼数职，既要管理行政工作，参加学术活动，还要出席许多外事活动。“他一个人兼顾这么多，但是‘忙而不乱’，千头万绪他都处理得非常协调，从来也没有见他着急的样子，再多的事情他也从来不发火，不埋怨。”华杏娥说，吴阶平当时还担任“新药审定评审委员会”主任，每一个新推出药品都要他签字。可是新药申报的材料都非常多，堆在地上有1米多高。事务繁多的吴阶平不可能全部仔细看完，但是那些冗长的材料，他只看几眼，便会一下子就看出其中要害，这份超常的智慧和能力让华杏娥佩服不已。
有一件小事让华杏娥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跟我交代工作的时候，财务处的一个小女孩敲门进来给我一张支票，我看都没看，顺手交给他。他看了一眼马上说，少了一个零。”这是很大数目的一笔基金，华杏娥惊出一身冷汗。但吴阶平却没有说什么。“出了这么大的差错，他不批评比批评还厉害。”华杏娥说。
“无论是给毛主席的医疗，还是给门口的一个工友看病，他都一视同仁。”华杏娥说，协和的工友都喜欢吴阶平，有什么毛病也“吴大夫吴大夫”地找他，吴阶平也从不拒绝。为吴阶平做秘书这么多年，华杏娥从没见吴阶平发过脾气。有一次，清洁工刚刚打扫完毕，地上比较湿。去办公室的路上，吴阶平脚下一滑摔了一大跤，把华杏娥紧张得要命。那时吴阶平已是七旬有余，可是他爬起来就走，还嘱咐华杏娥不要埋怨工友，“是我自己不小心”。
吴阶平的第一段婚姻有着浓重的旧时代色彩——他的第一任妻子赵君恺是父亲为他定的亲。当年，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时，16岁的吴阶平居然已经结婚，这成为校园一大新闻。吴阶平戏称自己是“包办的自由婚姻”，与赵君恺关系也很好，两人共同生活了45年，直到1978年，赵君恺因为严重的心肌梗死引起突发性心脏破裂去世。几年后，他与高睿重新组织家庭，又相携走过近30年。
华杏娥精心保存着她与吴阶平在2006年的一张合影，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吴阶平。之后不久，她就听说吴阶平患了感冒，不久就住了院；“后来听说他吃饭呛到了，就给他下了一根管子，直到肠子里，一直是鼻饲，也无法吃饭，一直就没出院。”半年前她听说吴老住进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直到后来传来去世的消息。“看着这些照片，挺怀念他的……”华杏娥眼圈红了，低头看着她特地找出来的那些照片。在每一张照片上，吴阶平都在温和地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