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主题为“认识地球，保障发展——了解我们的家园深部”。

对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郭正堂来说，这一天有些特别，因为他的工作正是“认识地球”，而他认识地球的主要工具是红土。

郭正堂说，黄土和红土是大自然写就的书，完整地记录着新生代古气候环境变化的历史。他要翻开这本书，读懂这段历史，从而预知未来。

采访郭正堂也像是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封皮雅致，内容平实。

感言：获奖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4月18日，周六。郭正堂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刚刚荣获首届“叶笃正全球变化科学奖”。这个奖项是由叶笃正先生捐资建立的两年一度的科学奖励，目的是为了褒奖在全球变化科学领域做出杰出和突破性贡献的、年龄不超过55周岁的中青年华人科学家。

在郭正堂看来，获奖是一种鼓励，如果说获奖给他工作带来了哪些变化，接受记者采访也许是其中之一。“颁奖仪式上我说过，全球变化领域出色的科学家很多，能获得这个奖也许是运气吧，但对我更多的是一种鼓励。”

郭正堂的获奖感言听来有些客套，但他的成绩实实在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文集发表论文130余篇，60余篇被SCI收录，论文被SCI引用1400余次，其中第一作者论文被引用660余次。

对于这样一组数据，郭正堂还是一贯的低调：“这个水平的论文数量在我们地学领域也不少，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材料很重要，可以告诉人们很多事情。”但他特别也强调，发表论文不能走入误区：“科学家一定要发表论文，只是不能去追求数量。”

感悟：枯燥辛苦中也有另一番乐趣

新生代古气候、古全球变化、古土壤、构造—气候关系、气候变化与碳循环、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这些都是郭正堂感兴趣的，而偏重于基础的研究方向在一些人看来枯燥无味。

“基础理论研究在我眼里却别有一番乐趣。”郭正堂说，“我感兴趣的是古土壤，想知道从那里面能发现些什么，也许纯粹是为了一种实践。”

在郭正堂看来，很多基础理论研究是从应用转化来的。“比如我们做古环境，就是从历史上研究气候变化到底怎么变，变了以后会导致什么后果。虽然与国家需求看似有一定距离，但实际很有用，也是必须要做的。”

除了常人眼中的枯燥，和所有同行一样，郭正堂还要面对地质工作的艰辛。野外考察，食宿的不便他不以为然：“做科研嘛，苦点儿也习惯了，本来也是农村出来的，有什么受得了受不了的。”但学生的安全却让他十分挂心，特别提道：“有的学生在采样时脚趾头都骨折了。”

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兴奋、喜悦会将所有的疲惫、辛苦一扫而空。在一次野外考察中，找到2200万年前的红土让郭正堂非常兴奋：“学生们都笑我，平时跑得也不快，但当时动作比谁都灵敏！”

感谢：从恩师那里学会坚持

在对郭正堂的采访中，总是出现另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有着“黄土之父”美誉的我国地质学泰斗刘东生院士。作为刘东生院士的第一个博士后，同时也是他最赞许的年轻学者之一郭正堂谈及老师时，用了3个词来描述：勤奋、严格、好奇。

“刘先生非常崇尚学问，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郭正堂说，刘东生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和泰勒环境成就奖后，很多记者问他，刘先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郭正堂认为是坚持：“他总盯着一件事往下做，中间有曲折，也有迷茫，但50多年他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

或许这份坚持是这对师生间的一种默契。

郭正堂和他的同事在《自然》等杂志发表论文，他们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西部发现了厚达数百米、包含数百层古土壤的红土。根据各种分析确定是风成沉积，形成时代为2200万—600万年前。形成这样大面积而且巨厚的风尘，需要大面积的干旱区作为粉尘来源，还要有强劲的风将粉尘搬到黄土高原，因此亚洲中部的荒漠化至少在2200万年前就开始了，这与喜马拉雅的隆升等构造运动相关。

第一批研究历时5年、涉及上万个数据，把中国风尘堆积的起始年代又往前推了1400万年。《自然》杂志的编辑说：“风尘可能平息喜马拉雅的争议。”同时它对于理解荒漠演化的机理和沙尘暴治理也有现实意义。

对此，刘东生院士曾经说：“郭的研究一共做了5年，收集了上万个数据，因为时间跨度大，有些数据不行了就再做，这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对刘东生院士而言，后辈的成就，也许是先驱者最大的欣慰。

感慨：中国科学的发展令人震惊

对于自己专业的选择，郭正堂可以说是“误打误撞”。以至于现在他有时还和别人开玩笑说：“没准儿中国少了一个好医生，多了一个不怎样的地质学家。”

1979年郭正堂参加高考，原本很想学医，但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北大数学和物理专业，虽然达到了北大的录取线，却被调剂到了地貌与第四纪地址学专业。

“录取通知下来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这种失望主要是因为对专业不太了解。”但当他得知李四光就是搞这个专业的时候，心里一下就“踏实”了。

1984年，郭正堂被选派到法国留学。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外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的差距都给他不小的震撼。虽然当时国外的科研条件确实他动心，但6年后，郭正堂还是回来了。

“作为公派留学生，派出去就是为了让你回来。”郭正堂说得很诚恳，“当时国内的条件比不了国外，但是研究地质的前景已经非常好了，回来虽然心理不那么踏实，但我觉得还是有前途的。”

郭正堂没有看错，30年来，中国科技的发展让世界震惊。“我们这个领域，比如风尘沉积，几代人都做的很好，不夸张的说，这方面我国在国际上是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郭正堂说。

而经常受邀出席国际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是国内学术发展给郭正堂最直接的感触。以前因为水平低，也受语言的限制，国际学术会议上听到中国人的报告不多，“但现在至少地学这个领域，经常有学者被邀请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从1990年回国，到今年不足20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的发展已经令世界震惊。”郭正堂由衷感慨。

人物档案

郭正堂，博士、研究员。1964年生于山西省应县。1983年于北京大学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于法国波尔多大学第四纪学院获硕士学位，1990年于法国玛丽－居里大学(巴黎第六大学)环境地质系获博士学位(土壤学)。199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后留所工作。1993年任副研究员，1996年任研究员，199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2—2006年期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曾当选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古气候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古全球变化(PAGES)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环球环境大断面(PEP-II)”国际项目负责人之一。现任全球变化中国委员会古全球变化工作组组长；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