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

罗开富先生从中山大学考上“庚款留英”后，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约在1940年前后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借读”。在这里，他一个“准博士”竟坚持不懈地从一年级基础课程听起。后来认识到罗先生这种从最基础课学起的做法，和他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十分清楚，看问题深入透彻大有关系，使我从此也逐渐养成一种过些年随时重新翻阅普通教科书，随时更新自己知识的习惯。罗先生虽然没有给我授过课，但他的这种精神使我认识到做学问的真谛，受益很匪浅，因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后来为筹备1980年国际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一起合作，更加认识到罗先生作为科学家的纯粹，体会到罗先生的工作意义。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取得新成就的今天，才感觉到我们多么需要像罗先生这样的人。

罗开富先生在抗战时期，从中山大学考上了“庚款留英”，准备去英国学习地理学。因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批留英学生无法直接去英国，他们分别在国内有关单位暂时“实习”。罗先生大约是在1940年前后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包括地质、地理、气象三系，全称地学系)。因为罗先生非常注意野外工作，每次地质系的野外实习他都积极参加。他为人和蔼，知识渊博，同学们都乐于和他攀谈，向他请教。

我们这批1938年入学的地质系学生，当时住的是茅草棚，缺少仪器设备，但最优越的条件是名教授云集，野外实习内容丰富，所以同学们学习兴趣很高。罗开富先生大概也是看到这一优势，才来联大“借读”的。他不辞辛苦在野外和学生们一起爬山越岭，在室内按时上课听讲。

我记得当年有些考上留学和罗先生一样的人，多是钻研高深的学问。但罗先生除听一些高年级的专题讲座外，还听孙云涛先生讲的普通古生物学，德国人米士讲的构造地质学等基础课程。这些最基本的课程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已不需要再听了，但罗开富先生还是像学生一样，坚持不懈地学习最普通的基础课程。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起初我十分钦佩他已是考上留学的“准博士”了，作为有一定成就的人，事业有成以后不怕降低自己的身份，从一年级的课程再从头学起。这个“形象”对我来说太有影响了，我从此再没有觉得向别人学习，从头再学习有什么为难了。后来认识罗先生这种从最基础课学起的做法，和他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十分清楚，看问题深入透彻大有关系，使我从此也逐渐养成一种过些年随时重新翻阅普通教科书，以更新自己的知识的习惯。罗开富先生虽然没有给我授课，但是他的那种精神使我认识到做学问的真谛，受益很大，因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我在1942年毕业以后，就离开学校，时常打听罗开富先生的行迹。听说他先到加拿大，后来又转到美国几个地理界著名大学攻读学位。建国以后50年代初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遇到了罗开富先生。那时他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不久，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协助黄秉维先生对中国地理自然区划进行紧张的工作。虽然我们见面次数不多，但谈起来仍和学生时代一样亲切。

没有想到忽然间看不见罗先生了。向人们打听，说他被划为“右派”到广州去了。因为罗先生是广东人，大概是回老家去了。这件事情我没有问过任何人，是否属实也不知道。从此音讯渺茫，也无从联系。到70年代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次我到广州去看望楼桐茂先生，才知道罗开富先生就住在他家的隔壁，都是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所的宿舍。这时才又有机会见到他，这是20年以后的事了。我对罗先生还是按在联大时的规矩，以老师辈尊敬他。我发现他从不谈一句自己的私事，对科学研究和工作则极为热情。

1979年，孙鸿烈院士主持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野外工作结束不久，科学院准备召开一次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由钱三强副院长主持和地学部王遵级副主任牵头，请罗开富先生来京协助组织会议和对学术论文的审核。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这时我们才又开始在一起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生活在一起。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罗先生一起工作。回忆起1940年相识，到1979年相遇，又有机会在一起切磋学问，共析疑义，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昆明湖畔，西山脚下野外地质实习时的情景。但世事沧桑，终归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每当我们俩对坐斗室，孤灯之下，各自不语，阅读稿件直到深夜，看见对面罗先生的斑白头发，揽镜自照，就使我想起杜甫有名的《赠卫八处士》那首诗中的“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来了。但我们已不是“焉知二十载”而是焉知四十载，重聚又一堂(科学会堂)了。

我想这一段时间大概也是罗先生生活中比较平静和愉快的时间。在那个年代我们似乎都不懂得什么叫吝惜自己。罗开富先生和我们好几位同志像温景春、孟辉、张莉萍，以及后来的孙亦顺和罗洛等等，特别是罗开富先生从1979年来北京参加筹备开始，到1981年论文集出版，结束工作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为开好这次会议，默默无闻的工作着。罗先生为这次会议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但他从未要求过什么，我们也没有给过他什么!

1979年，为了准备会议的野外考察活动，我们组织了一些人先期到西藏勘察一下旅行路线和科学内容。罗开富先生坚持和我们一同去考察。虽然他年纪长我们几岁，大家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还是不声不响的去了。似乎他那坚定的意志，征服了大家。

在西藏期间，罗先生克服高原缺氧的困难，他手持一个旋转的气象记录仪，每天到野外边走边测，从未间断。别人催他不要做了，快点走吧，他仍然在做。别人称赞他和斯文赫定那样在高原上以科学划破了沉寂的晴空，他还是那样平平常常的，每天早起出发前测量，路上测量，晚上在驻地测量。他似乎并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但他从未疏忽一点，就是他应当做的事情。因为他全身心的投入到青藏工作中了，他已经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因而既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和表扬，也不在乎别人的漠视和冷淡。他从不麻烦任何人，也从不错过任何一点能帮助人的机会。他那种超脱一切的表情，实在是令人难以忘却。

到了1980年，在开会前几个月，参加会议的论文和摘要纷纷寄来。为了能及时送去正式复印，罗开富先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开夜车看稿子到深夜。我们俩住同屋，常常熬到深夜，我就睡了。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那里聚精会神的改稿子。有时我的精神来了，看见他困了，伏案而眠。劝他躺下睡吧，他又不肯，所以常常是看见罗先生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又干。他本来睡觉较少，在最紧张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熬夜。而且他对工作极为认真，对文稿的修改一丝不苟。所以1980年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的论文摘要，特别是地理和有关部分的论文的英文宣读稿全文都是经过他最后定稿。这样大的工作量，他从未抱怨过一句，似乎他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不叫苦，不叫累，但他也没说过自己是多么高兴或是这里边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的那种持久而平衡的心态所表达的平淡，除了使人觉得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科学纯洁以外，似乎再找不到什么词句可以来描述了。

当时地学部请罗开富先生来参加筹备会议，和我们几位年青同志一起工作，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翻译工作。若是在今天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也不必要了，怎么能请一位老科学家来当翻译呢？但罗开富先生却积极的，认真的，一丝不苟的，愉快的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在工作中他永远是有问必答，有时还去查书，问人弄清楚以后再告诉你。他的心中似乎只有工作而没有其他。他心中似乎只有别人而没有自己。常听人家以这种话来称赞一个人。当我写罗先生时我没有想过这是称赞品德高尚的人的成语，但他真是一个值得用这样话来描述的人。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有幸认识这样一个人。

1980年，第一届国际青藏高原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很大成功。方毅同志说这是这些年来开得最成功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邓小平同志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为之兴奋不已，自然也包括罗开富先生。我常听人说在某项工作中某人是无名英雄。我看罗开富先生就是青藏科学考察事业中的一位无名英雄。人们也常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我看罗开富先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在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结束了22年之后，虽然罗开富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了，虽然那时我们还不十分体会罗先生的工作意义，但在今天我们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取得了新成绩的时候，才感觉到我们多么需要罗开富先生这样的人，为失去他而惋惜不已。

罗开富先生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作者简介：刘东生，男，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第四纪与环境地质学。著名第四纪和环境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和欧亚科学院院士。1964年开始从事青藏研究，共发表过专著5部，主编文集数十卷，论文300多篇。多次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及陈嘉庚奖、何梁何利奖、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等奖项。2002年荣获国际环境科学领域最高奖-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