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生物科技创新正在重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至人与自身的关系，需要坚定不移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国家生物安全”何以可能
　　生物安全危害主要类型包括重大传染病、微生物耐药这类自然发生或者人类社会活动诱导的安全类型，也包括人为恶意目的的生物恐怖、生物武器威胁，以及为遏制上述风险或根据人类自身需要而采取研发产业化活动导致的实验室生物安全、转基因安全、生物技术谬用、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等形态。当前，生物安全危害从偶发风险向现实、常态化的威胁转变，直接成为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
　　生物安全危害有与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等融合的趋势，生物安全风险进一步泛化、生物安全议题进一步政治化、生物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生物安全地位和意义凸显，对民族国家和地球村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的生物安全问题需要在国家的主导下寻找解决途径，“国家生物安全”和“国家生物安全治理”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并被赋予不断更新的职能和使命。
　　新时期生物安全重大议题
　　跳出当前看未来，主动研判生物安全危害形态发生演变机理、严重程度和紧迫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生物经济安全、网络生物安全、生物科技人才安全等生物安全危害形态已经浮现。而且可以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复杂、混合、交织的生物安全类型，既有的生物安全类型也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因危害因素的跨界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技术的鲜明两用性，虽然不同类型的生物安全危害之间有显著差异，但总体来看，生物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特征将更加明显，其严重程度和防控紧迫性更加突出。
　　跳出一域谋全局，直面国家生物安全防控机制的现实软肋。新发突发传染病等重大生物安全危害的防控处置，存在对象、手段、决策的多重不确定性，超出现有民口防控机制的可承受范围、可操作程度。目前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高精尖企业等已经在推动生物安全资源的有机整合，但因理念、安全、体量、规则等多种原因，能力聚合聚变的程度还受到一定限制，针对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支撑能力呈现零散分布、短期内难以形成集成优势，难以对冲生物安全危机。
　　跳出安全领域看生物安全，自觉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主动顺应国家安全治理模式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的趋势，审问世情、国情、科技的深刻变革与综合影响，明辨生物安全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管理信息要素的密切互动，观其形、溯其源、窥其意、辨其踪，发展与安全同步发力，人、技、器、制度协同，密织生物安全防护网、打造牢固生物盾牌。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推动国际生物安全。在人类发展与安全问题上，生物科技变革从未扮演如此重要和关键的角色，生物科技也从未与人类社会未来前途命运如此息息相关。我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推动国际生物安全上有新理念、新作为。
　　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预见、积极防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可能遭遇的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及衍生的系列安全风险等，有效管控国际和国内生物安全危机，共同维护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强化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能力顶层设计的专业性。不断审视和梳理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的使命任务、工作运行和政策保障体系以及组织规则、运行规则，实现国防、外交和国家安全资源的再平衡。持续扫描内部制度机制的问题和风险，强化对人类活动导致潜在生物安全风险的综合管控能力；针对中长期外部和自然生物威胁，通过提高科技发展水平，发展生物防御能力，倡导生物领域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完善生物安全领域智库工作机制，突出专业性、前瞻性。以思想引领和现实倒逼，推动生物安全战略能力由以往的条块分割布局、独自独立推进，向统一规划设计、联合系统推进的方向转变，鲜明体现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
　　加快国家生物安全硬核能力的快速生成。针对维护生物安全的核心“侦检消防治”需求，将科技防控作为保底手段。实施国家生物安全监测工程，系统整合国家各系统的生物监测能力。部署生物交叉尖端技术研发和适宜性技术推广，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应对物质手段、技术装备和理论策略。对国家各类病原体管控清单、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制度等进行审查，建立调整完善机制。强化信息安全机制，确保病原体和先进生物技术信息安全。平衡安全和司法溯源需求，改善生物证据保护相关法规和实践，建立国家级司法生物信息溯源机制、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情报能力体系。加强生物安全事件应急反应体系和能力生成，明确主要牵头机构及监管协调职责，提前确定具体防控行动模块和主要决策点；强化桌面推演、演练演习等系统性的模拟测试，主动识别和补上体系漏洞。
　　坚定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全球生物安全的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本质，意味着要建构一种主权让渡式的协调体系，以体现全球化时代全球联动的本质与趋势。履行国际公约规定义务，支持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针对各国“各扫门前雪”的困境和对国际格局变迁的疑虑，坚持系统性思维、复杂性思维、演化性思维，超越具体分歧、一时得失，登高望远，凝聚战略共识，以个体、团体、国家、全球多层面的协调治理模式，促进战略行动、务实行动，共同探索走出危机、实现发展的正确途径；针对罔顾事实、肆意抹黑主权国家的丑恶行径，保持科学理性和政治清醒，开展坚定的针对性斗争。在生物安全的国际治理上，做一个学习大国，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公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