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一名科研人员在展示室内空气清新净化机的工作原理。CFP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和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是出自不同专业的人才，一个是矿床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个是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记者近日采访他们时，两位院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与世界科研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我国缺的并不是设备等物质条件，而恰恰是人才和科学有效的人才保证制度。

　　记者：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大幅度增长，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几乎与国外相当，但科技创新却仍存在原创性不足、突破性成果少等问题，原因何在？

　　陈骏：这首先反映了科研资源配置的不合理。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09％，但这些资源并没有得到科学配置。举个例子，我们大多数教师和科研团队至今仍习惯于自由探索式科研，满足于小而零散型成果，缺乏针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需求的战略规划和研究，很难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另外，从总数上看，重大项目经费很多，但这些经费大部分用来买设备了。一位院士曾说：“我们每一个重大项目的实施，都是外国实验设备商的一次盛宴。”

　　黄维：问题恰恰在于，尽管我国实验设备很先进，但人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目前，科研经费使用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换句话说，大量经费都用来买硬件，忽视了对科研的软投入，而人力资源恰恰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记者：我国重大项目中人才经费提取比例与科研水平先进的国家相比，到底有多大差距？

　　陈骏：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用于直接参加项目的研究生、博士后的劳务费最高为总经费的10%-15%，但这部分费用不能用来开支基本科研队伍人员的工资。我国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劳务费预算确定需要通过国家部委的专家评估、评审，支出需按各校财务规定。由于各方面原因，目前一般只占到总经费的25%左右。而在美国，人员费用占总经费的比例相当高，加起来可达45%左右。

　　黄维：国家层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2011年，财政部与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规定，人员绩效可以从所承担课题的间接费用中支出，总额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5%。但实际上，这个比例仍然小了些。以一个1000万元的项目为例，即使不买设备，拿5%也就是50万元来做绩效支出，分到团队每个人头上，可能一年最多只有1万元绩效收入，而如果去掉设备费，绩效收入就更少了。

　　记者：在不久前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把更多资源用在‘人’而不是‘物’上”，对此，两位有什么建议？

　　陈骏：我认为，首先要改革科研人才保证制度，激发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我国科研经费中人才经费一直比例过低，以人为本的思想没有彻底贯彻，一定程度上造成经费浪费，同时也易滋生腐败。提高项目中人才经费提取比例，就是把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激发人才的创新激情，这也符合科研活动规律。

　　其次要改革科研团队组织机制，汇聚科技创新源头活水。当代科学发展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已使得大多数科学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仅仅依靠单个科技工作者或课题组，科研团队已成为科研活动组织的基本单元。例如，南京大学的“大师+团队”模式，就极大地提升了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全校30多位院士级大师带动各自团队，培养锻炼了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部分人才已成长为国家“863”“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黄维：为鼓励有一定学术积累和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南京工业大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给予各类启动经费、科研奖励和绩效补贴。尽管这些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无疑也增加了学校的财政负担，或多或少稀释了学校在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上的资源配置。我一向认为，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国家、社会、企业才是支持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主要责任方。在这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日本科学促进会、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和国家科研局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譬如德国洪堡基金会，一方面资助德国学者到国外游学、拓展学术思路和合作网络，另一方面邀请外国有才华、有基础、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到德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丰厚的奖学金。近年来，新加坡在这方面更为成功，通过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支持，吸引了一大批活跃在科学技术前沿的青年科学家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任职，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这两所曾经默默无闻的高等学校迅速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妨借鉴这种方式，创立类似的人才基金，以吸引世界各国优秀科研人才，为我所用，特别是处于创新、创造高峰的青年科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