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拉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编者按：据国家建设部2005年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是41.8%。相比欧美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时间较短、变化迅猛。中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是什么？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还是农民自主的城镇化？中国的新城镇建设是不是就等于大拆大建？城市的改造如何整旧如旧？中国的乡土文化传统如何传承？如何应对非典等疾病威胁和围攻城市？城镇化如何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的城镇化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韩国、美国等国的城市化经验？2月18至19日，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地，城市规划、能源、生态保护、文物保护等多个学科的100多位学者聚集北京，探寻健康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路径。

    从根本上说，城镇化是一个如何适应农民脱离原有土地、走向城市，寻找与其本身素质相适应的职业，并逐步比较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并生活的过程。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究竟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还是农民参与的城镇化？城镇化模式在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多次被演讲者提出。

    城镇化的国外模式

    城镇化模式与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按照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可分为三种模式：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和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比较协调互动，是同步型城市化。

    美国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引导，造成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上下都意识到过度郊区化所带来的灾害，提出了“精明增长”的理念：土地利用紧凑，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混合功能利用土地，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

    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1960年，工业化比例约为10%～15%，而2万人以上城镇比例却达到30%～50%。乡村居民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其经济却日趋衰落，正规就业水平持续下降，城市贫困人口空前增加，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环境恶化。

    中国该选择什么模式

    我国的农田人均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口分布不均、生态环境脆弱，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同时，目前中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恶化，与拉美等国家面临着类似的状况。

    长期从事改革理论和政治研究的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体都是农民。“要把农民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农民有创新能力，新农村才有希望。如果主体是政府，'你要建’是被动的。主体是农民，'我要建’有内在的动力，他会去想办法，更有可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曾撰文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他也认为政府的引导、调节和控制有益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资本和劳动力仍将向城市集中。劳动力流动渠道的阻塞和土地定价不合理始终影响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所以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利益受到损害。政府面对这种不对称的关系要制定出有利于农民的规则，以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

    李津逵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研究员，他先后在深圳宝安、顺德大良等地就农村城市化、“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开展了社会调查，他说民间充满建设和谐城市化的智慧，启动这种民间的智慧可能是未来走向和谐城市化的关键。“昆山鼓励农民发展房东经济，东莞城中村作出了很大贡献，广东省开始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价同权，浙江省千百万工程中还农民宅基地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一样的权利。”

    征地化并不等于城镇化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据不完全统计，近7年来全国有近亿亩耕地被征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4000多万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大军”。以广州市区的面积为例，上世纪50年代有1200多平方公里，合并番禺、花都后，扩展为3500多平方公里。城镇化一定要占有农地吗？

    香港的城市化有一条既定的界线。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统计，自1979年至2004年的25年间，香港人口增长了39.6%，GDP增长了276.5%，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通过提升效率达到的,并非靠地理上的外延，香港向外流动的是资金、技术和人才。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超速发展，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大量农转非人员被一次性买断农村“工龄”，“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又由于缺少文化和技术，加上村集体企业近年来纷纷关门，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市民相比差别极大，生存很成问题。“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和粮食，却不要你的人!”有人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

    城镇化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农民尽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土地能否换回失地农民的保障就成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高尚全说，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一定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怎么解决呢？给农民的补偿要补足；尽量减少征地的范围；采取其他更有利于农民的办法，比如说苏州实行股份制的办法，土地入股，征地以后作为股份投入，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存到八九千块钱，不能一次性买断；政府打破土地垄断市场。”

    产业化带动城镇化

    只有产业化，才能带动城镇化。也就是说，如果要农民在城镇真正定居，他们在城里就必须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

    “我经常在农村生活，提到城乡建设，特别是农村建设，首先不是造房子，而是发展经济，创造性地发展经济。不要一说乡村建设，就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造新房子上，发展经济才是第一位的。”常年奔走在乡村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盖新房子和发展经济孰重孰轻深有体会。

    李津逵说，很多小城镇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业规划不到位。没有经济支撑，小城镇给谁服务？低收入阶层服务不起、消费不起。小城镇应当是当地的集散中心和物流中心。否则，投入再多的钱、建设得再好，也是街空、楼空、镇空。

    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举例说，开行近年加大了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居民的就业。如山东凤翔集团的肉鸡系列产品已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和创汇额在全国单个企业中排名第三，吸纳了城镇劳动力1.2万人，使10万农民从中受益，使16个周边欠发达的县120多个乡镇1.3万个养蛋专业户走上了富裕道路。

    建立城镇化的合理补偿机制

    城镇化也是城镇自身发展的良性演进和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加快城镇化进程与维护与实现群众合法权益之间应该是统一、和谐的。高尚全指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建立城乡协调机制，要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民的长效机制，既保护群众的基本利益，又考虑政府、社会的承受能力；既满足群众的眼前需要，又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既尊重市场原则，又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既有统一政策，又有应变措施。

    应改变由政府或者企业说了算的单方面补偿方式，形成政府、企业、群众对等商洽、谈判的机制，建立多方协商补偿机制，让群众获得意愿诉求的渠道和利益维护的保障。

    改变随意补偿方式，建立制度性补偿机制。在现实操作中，补偿存在时宽时紧、时多时少的现象，这是缺乏制度性补偿机制的表现。制度性补偿是最为稳定、持续、有保障的补偿。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来看，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这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有的地区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2001年，浙江省以法规形式将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低保制度，目前已经建立起以“新五保”(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家庭子女免费入学、孤寡老人集中供养、新型合作医疗、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2003年，浙江全省支出低保资金约329亿元，覆盖面53万人，其中农村44万人。

    改变一次性补偿方式，建立持续性补偿机制。城镇化进程涉及征地、拆迁问题，一些地方仅是一次性补偿一笔钱，常留下很多后遗症，最好改为持续性补偿。浙江省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障资金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

    改变单纯的经济补偿方式，建立综合的补偿机制。因失去土地而变成新市民的农民，其原有技能往往已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只有掌握新的职业技能，才能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经济补偿，政府、社会还应给予综合补偿，即在现代职业技能培训、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发挥组织、支持、推动的作用。当前，过时的劳动技能和低水平的职业素质是造成一部分人就业难的重要因素，是进城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最大障碍。这需要尽快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现代职业技能培训。韩国政府大力发展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等职业教育，鼓励民间机构培训工人，从而使韩国产业工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李津逵说，巨大的土地剪刀差从农村剪去的土地收益远远大于反哺的农业税。

上海“新天地”缔造者、房地产商罗康瑞谈城市化与传统文化保护

“老房子不是我的包袱，是我的财富”

    采访罗康瑞时，并不知道他就是上海“新天地”的缔造人。在2月18日召开的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作为唯一被邀请演讲的房地产商，罗康瑞发表了《21世纪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典范》的演讲，激动人心。但是，城市的发展与文物保护是本次论坛的一个焦点，房地产商被指责为唯利是图的城市文化历史的破坏者，记者就此采访了罗康瑞。

    记者问：“城市的改造和发展总是面临文化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人们指责开发商低价购进土地，将大批老房子推倒，再高价出售新房屋，作为开发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罗康瑞说：“你知道上海'新天地’吗？这是我负责改造的一个项目，上海新天地是在对石库门老居民建筑'整旧如旧’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城市新景观，建筑的外表保留了上海近代生活的特征——石库门，内部则按21世纪都市人的生活方式、节奏和情感要求打造的。如今的上海新天地，外国人看了觉得很中国化，我们中国人看了觉得很洋派，年纪大的人感到怀旧，年轻人觉得时尚，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在里面，这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吗？”

    “老房子不是的我包袱，是我的财富，城市里的老房子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是城市的价值，我保留老房子的特征，又按现代人的要求对它进行改造，让老房子的价值体现出来，并得到提升。”

    在本次论坛的演讲中，罗康瑞谈了自己对中国城镇化的愿景。他说：“根据联合国资料，中国城市人口在2030年将增加3.42亿，到2040年将增加4.3亿，届时，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5亿，城市人口将为9.8亿。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基本完成城市化发展，到那时，中国城市的可塑性将大大减少。所以，今天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形态、环境、能源效率和美学方面的决定，将会对中国城市在21世纪的发展构成重大和深远影响。”

    但是，罗康瑞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将会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下进行，其中能源问题最令人关注。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报告，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能源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5.9倍。中国能源的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和日本的11.5%。由于大部分能源都是用在城市方面，因此建设节能型城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中国有很多大城市位于沿海地区，因此不能漠视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升高的问题；“热岛”效应令部分中国城市的温度比郊区高出7至10摄氏度，“火炉城市”令人担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减少这些风险。

    他说，中国的城市也在变化之中。比如，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正在受重工业衰落的影响，面临出现“铁锈地带”的风险；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如重庆和武汉，需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打造有竞争力的工业集群；而北京和上海等提供专业及高端服务的城市，则需要有新的城市空间和设施来支持高增值的工作和生活。

    罗康瑞认为，成功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需要考虑5个关键因素。

    首先，由于中国及全球经济迅速转变，中国未来的城市能否适应这些快速转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规划模式，考虑采用前瞻性的综合评估和城市规划。

    第二，能源价值影响城市的竞争力，中国城镇的竞争力必须有节约能源及保护资源的特点。据估计，目前中国在能源消耗上有65%是用在楼宇内，而美国是40%。不过，由于中国大部分城镇还在建设中，若灵活采用先进技术可大大改善能源效益。

    第三，环境也影响中国城镇的竞争力。环境污染可造成巨大的损失，据估计，如果中国未来10年内投放国民生产总值5%用于改善环境，应该可以把城市的环保指标提升到较高的国际水平，对内地朝着知识和服务业转型的城市有很大帮助。

    第四，提高创新和生产力。中国目前城市经济增长仍然依靠劳动力及资本的大量投入，但今后中国城市的经济结构将会与欧洲、美国和日本拉近，因此，中国城市应尽量深化现有、并创新新的产业集群。在美国，创意工业是推动都市繁荣的重要因素。要发展城镇经济，就要提供有利于创意的环境及配套的餐馆娱乐设施，吸引企业和智囊机构。

    第五，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是中国发展良好城镇所需的特征之一。许多中国的城市都有得天独厚的特征，包括舒泰的城市环境、温和的气候、优美的城市轮廓等，一些独具人文历史价值的建筑和社区更具吸引力。城镇的发展与本地文化的发展更具市场潜力，这些项目需要较大土地，需要私人机构牵头，因此，应吸引有经验的开发商参与，将世界一流的城市设计应用于项目的总体规划建设中。中国的城市建设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模式。

    罗康瑞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需要了解全球趋势，结合城市本身的实际条件，探索有特色的城镇化途径。

韩国建筑师金锡澈：请留住“东方圣城”曲阜城市原貌

    “20世纪，西方世界的城市化风格席卷全球，在它们形成的城市里，历史、地理风貌和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工业化革命化后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存，但亚洲的城市化却破坏了人类长期以来保存的价值。今天，中国的城市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更大挑战，因为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60%,3亿～3.5亿新增的城市人口需要住房、办公室和相配套的公共设施。”

    “历史城市保护的核心不仅是要保护历史遗迹，而且还要保护古城的结构。”

    这是韩国明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建筑都市研究院院长金锡澈在本次论坛上所说的。他以自己负责的韩国城市首尔改造为例，阐述了他对新城发展和古城保护和谐并存的理念，并提出了自己对孔子故乡——曲阜的保存和发展构思。

    金锡澈说：“曲阜是孔子出生和讲学的地方，是儒家文化开始的地方，自己从小读《论语》和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是我的文化之根，曲阜是我心中的一个圣地，也是韩国儒学家心目中的一个圣地。五年前，我到曲阜，感觉很混乱，城市被破坏了，城市的主要骨干还存在，因此这座城市的原貌是能够保护的，而且必须加以保护。”“我曾经周游世界，发现西方和中东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圣城，比如雅曲、麦加和耶路撒冷，那么东方的圣城是什么呢？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基石，曲阜就是东方的圣城。”

    金锡澈对曲阜的设计源于自己对韩国首都—首尔发展的成功设计。他说，首尔建于1394年，有20万居民，是韩国少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古时因位于汉江之北，得名汉阳，后又改为汉城。20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导致首尔无序扩张，之后，汉江之南的汝爱岛被规划为新经济发展基础，从而促进城市向汉江以南拓展。自己就是汝爱岛新城项目的人。

    如今首尔拥有人口500万，从东到西穿越市中心的汉江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历史文化建筑主要集中在北部，新城市则在南部，一条轴线将北部的御皇宫与南部的首尔艺术中心连接起来，也将新城与古城连接起来。金锡澈认为汝爱岛项目是城市发展中历史古城结构得以保护、满足发展需求的新城市中心得到形成的典型。

    金锡澈说，曲阜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市政府要从济宁搬出，城市的南部还将建一座大学城，一条即将建成南北向的高速铁路从城市外西部通过，将为这座城市带来极大的机会，也会导致其地貌的改变。但他认为，目前曲阜的发展方案只考虑对过去的保护和对现实需求的满足，但没有考虑到未来的发展。

    在金锡澈对曲阜的设计方案中，古老的曲阜城市结构被保护起来，就像汝爱岛项目一样，城市向古城的南部拓展，再以新城为核心向四周发展形成卫星城，满足未来人口增加的需要。他说，要将一座目前容纳20万人口的历史文化城市改造为容纳500万人口的新城是昂贵且难以管理的事，如果让新城形成新的居住中心而且有发展的余地，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金锡澈的曲阜设计方案在200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览中被认为是最好的设计方案。

    但是，曲阜目前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这样的设计和建设耗资巨大，钱从哪里来呢？金锡澈认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以日本京都为例，他说京都建立于公元8世纪，在794年至1869年间是日本的首都，之后其地位有所削弱，但一直是日本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中心。借奥运会1964年在日本召开之际，日本政府将京都宣布为古都，国际资金立即大量投入，奥运会召开期间，基本上所有来到日本的人都要去京都，因为京都距东京乘火车只要两小时，如今旅游的收入用于维持城市的保护。曲阜正好位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能在2008年前将曲阜宣布古都或东方圣城，那么将会吸引大量的外资，将这座城市建为东方文化的圣城。

    金锡澈对曲阜一往情深，在计划于明年举行的职业生涯40年作品展上，他将曲阜的设计作为展览的主题。

香港特区政府顾问曾德成：中国应以质而非量展示城镇化成就

    在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顾问曾德成指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城镇化典型，当中有明显的香港效应。在城镇化过程，产业布局是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引导，又无可避免地会纳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中。

    曾德成说，农民进城首先是为了寻找生计。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一度被认为是让农民增加收入、解决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费孝通1984年7月在香港发表演讲时，热情地介绍了江苏农民在五年间创造的“离土不离乡”的新模式，指出小城镇可以成为城乡间的“蓄水库”，吸纳大量人口转移。

    乡镇企业带起了小城镇的兴旺，随着交通的改善和政策的调整，农民们突破乡镇的范围，远离家乡出去“打工”，汇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外资企业聘用了最大量的民工。如今，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已不是费孝通长期考察的苏南地区，而是珠江三角洲，该地区凭借毗连香港的条件，经济发展速度领先于全国，并随同创造出一个城镇密集区，有学者将之称为“都市连绵区”。

    曾德成说，香港是位于珠江口的现代大都会，有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之初，香港企业率先将制造业北迁，结合内地资源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与港商投资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大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汇聚珠江三角洲，该地区迅速城镇化，目前按城镇实际居住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80%左右。广东省的城市化水平也从1982年的19.8%上升至2000年的55%。

    香港在联系内地产区和海外市场的营运中，经济稳定发展，形成国际金融中心。2004年香港外贸总值41265亿港元，相当于当年香港GDP的319%；至2003年底，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396亿美元，相当于当年香港GDP的214%。

    曾德成说，珠江三角洲城市的涌现与香港经济同步发生，体现了《全球城市》作者萨斯基亚·萨森的“根本互动关系”：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心功能就越是向少数地点集结，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扩散，产生出加强集中控制管理的需求。

    然而，城镇化也占用了大量的农村土地。曾德成指出，珠三角原本是肥沃的耕地，近20年来急促城镇化，幢幢厂房、商品楼和百货商场拔地而起，其间穿插着零星的荒废田地。为了控制广州和深圳的人口数量，两者间的东莞扮演了“蓄洪区”的角色，“把滚滚民工潮储起来减轻周边大城市压力”。大量的农村土地并入城市，但外来农民一般不会被接受为户籍居民，形成“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

    荷兰裔建筑师库哈斯一再惊叹珠三角城市化的急剧与无序：“从一片空白跃进到城市状态，并无任何中间经历。”“城镇只是一批看来互不关联的楼房的聚集。”“作为人居环境，这儿相当奇特，有点凶相。”广东省政府也承认，珠三角城市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有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

    2005年10月，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在所发表的《重庆宣言》中说：“富有远见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曾德全希望以科学发展观在全局上作出规则，订出新阶段城镇化的价值标准，使我国城镇化进程更显出特点，不仅以数量而且以素质展示空前的新成就。

中国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出现断层

    “这么多张照片，你能看出这是哪个城市吗？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深圳市的一个城中村的爆破。炸的不是二百年的房子，也不是二十年的房子，是刚刚建成不到两年的房子，炸的并不是一堆豆腐渣工程。”

    在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津逵说，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城市化中，城市规划者大量采用“推土机思维”和“炸药包思维”，每年计算到GDP中间的那些建设量可能包含着巨大的破坏。

    要多样性不要整齐划一

    “一般大家都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前深圳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根本谈不上什么传统民居建筑，即使有，也只能是一般的广东民居。我考察了深圳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深圳有1300～1500个自然村，改革开放前比较落后，传统建筑比较多，大概有五个区域性文化来源乃至有多种变体，具有相当丰富的多样性。深圳既然如此，全国各地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深圳考古所研究员张一兵自1992年看到深圳大拆大建，心里比较着急，“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此后，他自费考察了三峡地区、北京胡同、山西等传统民居。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是研究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使城市的风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具内涵和底蕴。

    学城市规划出身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演讲中指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城市不仅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个人工的环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受聘为中央电视台设计新大楼的荷兰裔建筑师的库哈斯感叹说：“罗西说城市不能没有历史，如今却有大批人热衷于没有历史的生活。”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坦陈，自己非常担心新农村建设搞不好，“如果搞不好将是一场好心的灾难，对土地是一场灾难，对有着可持续发展渴望的中华民族是一场灾难。和谐社会的根基在哪儿，就是国土生态安全与我们的遗产网络”。

    单霁翔指出，目前中国建筑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不断失落。“近年来建筑设计刮起欧陆风，各种流派堆在一起，追求形式上的独特和怪异，却很少考虑它与环境的关系。”

    成功将上海石库门传统建筑融入上海新天地的香港瑞安房地产公司总裁罗康瑞说，现在对中国城市的形态、环境、美学等方面的决定，将会对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我们应该在传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使用一些先进经验、创新的做法，为全球城镇化发展做一个先驱和典范。”

    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规划命题

    罗康瑞指出，一个城市的效率跟它的规划设计模式密切相关，城市需要有很明确的定位，这样才能达到节省能源和节省时间的效益。

    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建设部和中国科协共同举办的第33期全国市长研究班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指出，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城市盲目发展，切忌贪大求洋、华而不实，要防止城市建设中不惜工本、大拆大建、铺张浪费、还要特别防止城市建设中不顾生态环境、破坏历史文化。

    国家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束克欣指出，我国缺少统一协调的国土利用规划。“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有规划，但它们是各搞各的，有的更是自行发展，互相之间根本谈不上匹配性、协调性、互补性，致使城市盲目扩张，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争着批准就上，水利电力工程领导批了就干，森林草原你争我抢等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使得土地资源大量浪费。”

    俞孔坚指出，传统的城市规划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谁规划谁建设，“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城市建设主体已经不是政府了，而是开发商。开发商和政府并不是一个主体，所以常常是开发商并不愿意遵循城市规划”。

    俞孔坚提出了反规划：“就是先要考虑生态、乡土遗产的问题，保障生命土地安全建设的格局。规定开发商不能动那些尚没有规划的地方。要保留乡土文化遗产网络，以前保护的都是国家级的，并没有建立一个草根阶层的信仰体系，如家族的祖坟、家族的林子，与土地建立认同感。”

好莱坞：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范例

    在中国21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是唯一被邀请演讲的法律界人士。他强调：中国城镇现代化发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精神，缺乏人本基础的发展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树立“以人为本”精神不是靠领导的情怀，而是靠建立公众参与的制度保证；公众参与不是政府部门“以我为主”地听取意见，公众应该是整个规划决策的主人，公众的意志、利益和愿望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尊重，政府部门只是提供服务、信息、组织和协调。

    蔡定剑以美国波特兰市“好莱坞发展规划”项目为例，讲述了公民参与所在地区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俄勒冈州位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波特兰市是该州的主要城市。波特兰市的好莱坞地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人口密集，商业和娱乐设施十分发达。1998年初，波特兰市提出要为好莱坞地区设计出一个20年的城市发展规划，希望通过城市的发展规划，使该地区的优势得以保持，未来的发展建设能让该地区集生活、工作和娱乐为一体的活力发挥到极至。

    波特兰市城市规划局承担了好莱坞地区发展规划的制定。俄勒冈州法律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尤其是城市规划方面的政策。因为要在公共政策目标与地区居民意愿间寻找合理平衡，来自社区居民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

    波特兰市城市规划局将“好莱坞发展规划”草案的制定分为收集信息、绘制规划和制定具体规划三个阶，并组成了一个由社区居民、商人和房地产业主组成的公民工作组，以及由政府机构代表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确保公众的广泛参与。

    “好莱坞发展规划”项目正式起点是1998年2月在好莱坞地区举行的公众接待日，这次活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所有出席的公众都成为利害关系人邮寄名单上的成员，此后所有项目活动都会通过邮件寄给公民。在项目过程中，这个邮寄名单的人不断增加。

    首次公众接待日收集了50多位居民的意见，他们指出了本地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城市规划的工作人员和本地区居民、房地产业主及企业家们一起进行了4次步行巡查，大家一边走一边指出具体喜欢和不喜欢的事件。城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将巡查中公民的意见归纳成报告，呈递给有80位公民参加的公众会议讨论和修改。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局人员在项目地区挨家挨户地拜访上千家商业租户、商业主和地产主，向他们介绍项目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未能当面言谈的商业主则进行书面调查。

    通过这些公众会议、走访、书面调查和巡查，公民工作组和城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在1998年7月提出了好莱坞发展规划草图。城市规划局人员根据这个草图制作了建筑物、街道、交通状况、停车场和公众集会场地的板图，以及建筑物和交通枢纽的效果图，并在1998年10月举行的4天公众会议上展示，经评议后再修改。

    1999年5月，规划局再次举行公众会议，并根据公众意见拟定了“规划草案修正案”。1999年8月，制定出“好莱坞发展规划”建议案，并对建议案举行了2次公开听证会，将修订后的建议案提交给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

    波特兰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召开了2次公开听证会，考察“好莱坞发展规划”对公众意见的反映，然后将建议案提交给波特兰议会审议。市议会也“好莱坞发展规划建议案”也召开了公开听证会，对发展规划做了一些小修改。2000年4月5日，市议会正式通过“好莱坞发展规划”，该规划成为法律。

    蔡定剑说，在“好莱坞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公众的高程度参与确保了最终的规划达到目标，也使公众能够理解并支持议会通过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