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持续增加到净减少，覆盖我国南方八省的石漠化治理工程迎来了新的“拐点”。但在专家们看来，我国石漠化的攻坚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石漠化治理仍将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任务。

　　不久前闭幕的全国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第四次省部联席会传出消息，我国石漠化治理工程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石漠化土地面积在2005～2011年间年均减少16万公顷，实现了由持续增加向净减少的重大转变。

　　从不断增加到负增长，覆盖我国南方八省的石漠化治理工程迎来了新的“拐点”。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走访了贵州省多个石漠化地区，并聆听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专家的意见。但在专家们看来，我国石漠化的攻坚战才刚刚开始。

　　石漠化地区往往也是扶贫工作的难点区，下一步的治理措施能否取得更大成效？科学家能否提出彻底解决石漠化的方案？很多问题都有待回答。不过，毋庸置疑，中国石漠化治理正迎来难得的契机，这或将为全球治理这一生态顽疾带来新的希望。

　　一个石漠化的村庄

　　大大小小的山峰陡然而立，山顶上几乎看不到大型树种，山脚零星的灌木丛也难掩裸露着的灰黑色岩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小村庄。

　　12月8日，当《中国科学报》记者一行来到贵州普定县陈家寨时，布满层层斜坡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映入眼帘。石块有的如篮球大小，有的甚至和门窗差不多大，而石块与石块之间，残存着薄薄的灰黑色土壤。偌大的村庄周边，竟然找不到一块超过一亩的平地或耕地。

　　这里的岩石多是石灰岩或白云岩，历经几千年的腐蚀，才能形成不到一厘米厚的风化土壤。而在人口剧增的大背景下，数百年来，勤劳的人们一直在石头与石头之间见缝插针地播种着玉米，几乎是一个缝隙栽种一株作物。

　　土层浅、肥力不足，在这样的环境里种植作物，其收成可想而知。每逢降雨，都有可能将这些历经千百年才形成的土壤冲走。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裸露于地面的石头却越来越多。石漠化由此而生。

　　“在石漠化严重的地区，农民种一亩玉米每年只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而这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入。”贵州省普定县副县长黎廷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低产出，淳朴的农民也不愿意放弃耕作机会。不管土地有多么贫瘠，他们总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遍布着岩石的山坡上播种，直到山坡变成石坡。

　　“这其实是一种悲壮的‘愚昧’。”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白晓永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感叹说，因为原本脆弱的土层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得到修复，而依照自然力量恢复需要千万年的时间。一旦山坡上的所有土壤都被冲走，当地居民只能搬迁或者沦为赤贫。

　　陈家寨村民的处境并非个例。据统计，我国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等西南八省（市、区）的451个县，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石漠化问题，覆盖人口高达2.2亿。

　　“石漠化区域正好处在长江和珠江流域的上游，而这两个流域的下游恰恰是我国人口密度较大、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果不妥善治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白晓永说。

　　“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与适应性生态系统调控”“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刘丛强认为，关于喀斯特的研究和石漠化治理不但对西南和广西当地生态治理和农民增收致富有着重要意义，对两江下游生态保护也至关重要。

　　石漠化，这一号称“地球癌症”的重大生态问题，仍旧困扰着科学家。

　　治理缘何困难

　　“石漠化为什么成为人类生存的大患？是什么原因导致石漠化？关键还是与人口增长及人类活动增多有关。”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世杰一语道破其中缘由。

　　贵州省喀斯特地貌几乎全部集中在山区。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随着战争频发，输入人口大量增加，人类开始向山坡进军。王世杰告诉记者，由此导致的开垦与火烧是石漠化产生的两大主要原因。

　　根据王世杰等人此前承担的“973”课题项目及中科院先导专项课题的相关研究，在贵州17.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石漠化面积最高时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3%。如今，贵州的石漠化面积仍在3.2万平方公里左右，涉及全省88个县市中的78个县市，影响范围依然广大。

　　王世杰认为，石漠化治理的难点首先在于水荒。喀斯特地区向来有“地表水贵如油，地下水滚滚流”的说法。喀斯特地区地表渗漏严重，有很多地方井打到1000米都打不到水。“没有水，作物就面临生长困境，石漠化地区的生态系统也无法进一步改善。”

　　正因如此，尽管有很多种所谓的“地区经验”，但其对整体石漠化治理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有限，很难大规模推广。在贵州省贞丰县北盘江镇顶坛片区，曾有一种治理石漠化的模式经验备受推崇。该片区在石头山区大规模种植花椒、金银花等，取代农民常种的玉米，以此来治理石漠化，这就是所谓的“贞丰模式”。

　　以种植花椒为例，目前病虫害发病很厉害，生态系统也不稳定，而且所有模式都离不开水。“现有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王世杰表示。

　　在他看来，我国石漠化面积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局面固然可喜，但如何探索出一条全面治理石漠化的模式，让更多的地区进行参考和借鉴，才是问题的关键。

　　近年来，白晓永走遍了贵州的大部分石漠化地区，对当地的治理模式有着深入的了解。他告诉记者，有的地方用行政命令让老百姓栽种核桃、金银花，但由于地质条件差异和缺水等原因，往往成活率极低，也难有产出，经常出现农民拔掉树苗、继续种植玉米的情况。还有一些农业部门在山坡修建大量水窖，但因选址不当，出现水窖“白天装太阳，晚上装月亮”的荒唐局面，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石漠化治理是组合拳，单一的种养殖模式针对局部区域或许可以，但用于大规模治理往往行不通。”白晓永说。

　　科学家的探索

　　治理石漠化，难道真的没有科学可行的方案了吗？

　　石漠化并非中国独有。一百多年前，地中海地区就曾发生过严重的石漠化，当地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治理这一生态顽疾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问题是，国外的经验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是一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

　　实际上，以刘丛强、王世杰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石漠化的科学解决方案，并已取得相当多的成果。

　　“一般情况下，国外发现喀斯特地区出现石漠化倾向后，会立即将其划定为保护区，并禁止人类活动，让其自然恢复。”王世杰表示，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将所有石漠化地区都划为保护区。

　　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石漠化的治理模式千差万别，各国、各地情况也各有不同，简单的复制往往难以奏效。贵州当地科学家经过多年实地调查和科研探索后也认为，石漠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首要之处在于确定当地的地质情况、类型，然后对症下药。

　　喀斯特地区可划分为高原区、峡谷区、槽谷区、断陷盆地区、峰丛洼地区等不同的地貌类型区。每个类型区都有不同的特点。例如，峡谷区地表水系匮乏，地下水难以利用，缺水、少土的情况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而高原区大多石漠化趋势严重，地表水资源短缺，这里也往往是中低产田最集中的地方。

　　按照中科院地球化学所的经验，在高原区，可采取“集雨灌溉高效生态农业”增值增汇模式，在山区上部的石质坡地建设生态林，杜绝人类活动；在中部的土石质坡地种植梨树、枇杷等经济果树；在山区下部的石土质坡地，发展辣椒种植等高效农业。

　　王世杰等人着重探索了峡谷地区适合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峡谷区可借助丰富的光热资源，采用“发挥光热资源优势的特色林果蔬”模式，在山体中上部进行生态保育，包括退化植被的人工诱导恢复、坡地保护性种植体系以及牧草种植体系；中部可栽种冰脆李、花椒等经济作物，下部以种植早熟蔬菜为主。

　　当然，这些不同的地形地貌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需要足够的水源。为此，王世杰等人也探索出一条适合所有区域的“集畜水技术”，并经过普定县陈家寨示范区的实验，成效显著。

　　12月8日，记者看到，在满是石头的山谷中，科学家早已在通往田间的主干道上用水泥修建了机耕道，山间往来的道路也修起了便道。这些水泥路的边沿向上翘起，以便汇集雨水。在路的一侧则修建了集水沟，将水引到修建于路边的水泥蓄水池（窖）中。在没有修建水池（窖）的地方，则用一种高强度聚乙烯膜铺在自然形成的石坑和石槽上，中间和四周压上石头，一个简易的蓄水窖就做好了。

　　“治理石漠化，水是第一位的。用有挡板的水泥路来蓄水，可将雨水引到水池中，水池与水窖中间用PVC管道连接，可进行补水。贵州每年的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有这些经过设计的蓄水系统，我们就能留住水了。”黎廷宇解释说。

　　有了水只是第一步，科学家还得给村民提供配套的土地利用模式。考虑到陈家寨地区属于高原区地貌，白晓永等人劝说村民在山坡中部栽种金梨，底部种植辣椒。但一开始，村民对于科学家的建议并不认同，愿意种植辣椒的人寥寥无几。

　　当地一位80多岁的老农告诉记者，2012年科学家建议他种辣椒，但他只种了一两分地，其他都种了玉米。结果今年当地干旱，玉米收成不好。他原以为自己的收入会减少，结果到了秋天，市里的辣椒商贩来收购辣椒，他的辣椒卖了六七百元钱。“没想到和我去年的收入差不多，简直太高兴了。”为此，他决定，明年要把所有的地都种上辣椒。

　　目前，王世杰等人正在整理和完善针对不同石漠化地区的治理方式，准备尽快将其出版成册，为政府部门和农民提供指导。

　　顶层设计与民众参与

　　在很多专家看来，科研人员可以在具体治理方法上有所创新，但要想彻底根治石漠化难题，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尤其是在顶层设计和民众的自发参与性上，需要改进的空间仍然很大。

　　刘丛强就认为，治理西南地区石漠化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

　　对此，王世杰表示赞同。他认为，石漠化的治理涉及国土、林业、环保、农业、扶贫等多个部门，经常出现每个部门各管一块的情况，“修水利的不管道路设计，扶贫资金往往不能用于生态工程。九龙治水，力量反而分散”。

　　在他看来，理想的情况应是从国家层面设立一个石漠化治理综合委员会，统筹各部委力量，“例如能否在省一级层面对相关部门进行整合，统筹各部门的投入资金，集中力量解决一些迫切问题”。

　　此前，石漠化的治理工作往往被当成政府的工作，农民参与积极性并不高。“应把石漠化治理当作一个工程项目来做，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效果和实惠。”在县里推广石漠化治理措施多年的黎廷宇说。

　　科学家的感慨也道出了我国石漠化治理后续推进过程中的瓶颈性问题，即如何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尝到环境治理带来的实惠和希望。

　　“没有产业支撑和延伸，治理是做不长的。要考虑农村的发展情况，把治理变成老百姓自己要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持续下去。”王世杰强调。

　　此外，对于科学在应对石漠化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专家纷纷表示，未来科技支撑的引领作用仍须进一步加强。

　　王世杰认为，当前政府部门主要在个别地区的治理成果上总结经验，而忘记梳理其中科学的方式、方法。因此，这需要科学家积极参与，深入研究其中的普遍规律以供推广；在地区石漠化治理的评估上，政府部门不应自己出面参与评估，而应引入以科学家为首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在具体治理措施上，土壤与植物的搭配方式、水资源的保护与使用，也都需要科学研究发挥更大作用。

　　“尽管相关治理工程区的生态状况开始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但在很长时间内，石漠化治理仍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任务。”王世杰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12-27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