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真 1916年3月7日出生，福建福州人。著名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我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1949年在美国衣阿华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该校放射性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教授、教授，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转为资深院士。长期致力于原子核医学的科学研究、应用和教育工作。

在核医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王世真最为欣慰的，是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才的成长。他对年轻人说：“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出于对放射性的恐惧，至今仍会有不少人“谈核色变”。而科学家们，则从未停止利用原子核造福人类的脚步。

年过九旬的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世真，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再是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相反，它是一把济世救人的“金钥匙”。

作为世界上最早参与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学家之一，王世真用半个多世纪的心血，让核医学在我国落地生根。在核医学领域，身为开拓者、奠基人、“掌舵手”的王世真声名显赫。然而鲜有人知道，这背后是他握紧自己命运的缰绳，书写下的人生传奇。

名门望族生

行走在成都、昆明、太原等地的街头，人们也许会在不经意间与一条名为“庆云街”的马路相遇，匆匆而过。停下脚步，翻开历史的黄页，人们才能得以知晓这些街道的来历——它们以清朝两广总督王庆云的名字命名。

这位清朝道光九年的进士王庆云，正是王世真的高祖。1916年，王世真出生在福建福州被称为“西清王氏”的显赫家族，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的状元；父亲王孝缃早年留学日本，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远东医学大会，也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母亲林剑言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

生在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王世真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很早便在他脑中烙下印记。 

“我将来要念博士，假如有状元，一定要奔着状元去奋斗。”受家风影响，王世真自幼刻苦读书，心想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作为家里的长子，王世真向来被宠爱，也一直是教书先生和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但在8岁那年，他却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极为“叛逆”的事情。

因为在学校里受到一点冤枉，这个8岁的小男孩一气之下拿了5块大洋，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去寻找远在南京行医的父亲。

任性的王世真急坏了父母。行至福建马尾，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时，家里托亲戚劝他回家，他却执意不肯，全然不顾前路艰险。

“我想做的事情非干到底。我觉得人间没有办不到的事，看你坚持不坚持。”小小年纪，王世真竟有这样的主见。

得知王世真的想法，母亲也不再阻拦，亲自把他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8岁的王世真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这次成功的出走，也的确为他此后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抉择写下了伏笔和注脚。

命运辗转路

17岁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学。仅仅一年后，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自作主张，转学到清华大学化学系。

原来，清华大学于1932年新建的化学馆名师荟萃，吸引了他和诸多同学的目光，于是大家一起决定考试转学。有名师言传身教，他们的学术风骨给年轻的王世真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1937年大学毕业后，战火硝烟瞬间击碎了王世真继续在清华园安心读书的梦想。

“‘清华沦陷’是1937年7月28日。”王世真清晰地记住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一次，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从清华园火车站上车，王世真和同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被战火逼至内地后，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教授的推荐下，王世真进入贵阳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爱国教授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以致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战场卫生条件差，军队受到暴发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严峻威胁。从留学德国的哥哥漂洋过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国军队所用新型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他马上动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队提供了这种强效杀虫剂。由此，王世真成为在我国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

战争中的经历，让王世真深切体会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1945年抗战尚未结束，耳边仍是日本飞机的隆隆轰炸声。他报名参加了当时教育部负责招生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发榜时，王世真却看到自己名落孙山。

“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这次制药化学专业招考的留学生，要到药厂实习，且必须是制药专业出身。”化学系毕业的王世真，就这样被挡在门外。

战乱中，王世真一家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对他而言，出国留学必须争取到公费。危难时刻，他又一次决定要将命运紧紧把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径直前往英国大使馆求助。

不曾料想，在大使馆接待王世真的，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彼时，李约瑟正奉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在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

“李约瑟非常生气，马上打电话找到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问明情况。”王世真回忆，李约瑟放下电话，立马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机上迅速打出一封介绍信。

拿着介绍信，王世真一路跑到教育部。杭立武当即决定，只要王世真联系好学校拿到奖学金，就算是公派留学。

1946年，王世真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学，半年后转入美国衣阿华大学化学系。在美国的生活却是异常艰辛。奖学金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王世真一边求学一边替教授做实验，赚取微薄的额外收入。最困难的时候，他向学校借钱维持生计。

三年后，王世真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然而临毕业时，他拿到手的却只是一张精心修饰的博士证书封面，里面夹着一张字条。

“里面说，请你还清欠款以后再来领取证书。”回想那段往事，王世真淡然一笑。工作后，王世真获得极高的待遇报酬，只用一两个月时间，就还清欠款换回了证书。

无怨无悔梦

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一家著名制药公司曾以优厚的待遇向王世真抛出橄榄枝。当时，一心想当制药专家的王世真，也想利用那里先进的设备研制新药，但对方的一个附加条件，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

“要进入那里工作，我必须先加入美国籍。”王世真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他改去刚刚成立的美国衣阿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工作。

正是这次工作的变动，改变了王世真的科研命运，让他与奉献毕生心血的核医学结缘。

在那里，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十四甲状腺素和碳十四门冬氨酸，其合成方法至今还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也为他此后致力于我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身在国外，会非常容易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尽管在美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内心里希望祖国能够强大的梦想，强烈感召着王世真早日回国。

1951年，王世真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国内，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当时国家科研基础薄弱，没有进行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条件。而正是回国后不久的那段时间，他完成了一项足以堪称伟大的工作——首次在中国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特”。

此前，被民间称为“痨病”的肺结核几乎属于不治之症，几百万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雷米特”的出现，使得中国肺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疾病不再意味着死亡。

对于这项意义重大的贡献，王世真本人却很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自己创造性的成果，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法，“非常简单地合成了药物”。

“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要说最为艰难的工作，在王世真看来，非创办同位素训练班莫属。

1956年，在王世真眼里是我国核医学研究的春天。当年，在我国拟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将“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世真亲手制定了这个项目的实施规划。

“没有方法、没有技术、没有仪器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全部依靠自己创造。”王世真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办同位素训练班，成为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训练班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了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王世真在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第一个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而首位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当时，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同位素医学应用技术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建，并向全国普及推广的。由此，学界尊称他为“中国核医学之父”。

“文革”期间，出身于封建家族的王世真自然会被卷入无法逃避的政治运动，成为批斗对象。1968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其间母亲辞世。

多年后，他在一篇题为《无悔归途艰辛 唯愿祖国富强》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干校的‘双抢’，我没能见上高龄老母最后一面，还丢失了多年积累的科研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当年回国的选择。”

1987年，王世真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作了中国核医学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翌年，国际核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在核医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王世真最为欣慰的，是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才的成长。到了80多岁的年龄，他还坚持要为研究生开一门课，并在课程开场白里对年轻人说：“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5-24 第6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