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古气候学家丁仲礼院士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大量的计算，提出基于人均累积排放指标的全球各国未来排放权方案，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该年岁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他又用研究数据直指目前一些主流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如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案、G8国家方案、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方案等有失公允。2010年7月19日，在北京三里河中科院丁仲礼的办公室，他就气候变化研究相关问题，接受《《科学新闻》》记者的专访时，话语间流露出的依然是严谨、率直的本色。

《科学新闻》：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是人类社会所能忍受的最高升温限度，也就是2度阈值。目前全球碳减排的谈判，是为了防止全球气温升高2℃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变化吗？

丁仲礼：我个人认为2℃阈值主要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完全是科学结论。以物种灭绝为例，IPCC指出升温2℃，可导致30%左右的物种灭绝。这个结论是模型计算的结果，依据是实验室对物种的一些控制实验。但研究者忽视了自然界的物种具有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如可以迁徙。所以仅仅增温2℃就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说法值得质疑，至少地质历史上增温后生物多样性增加这一普遍现象不支持“灾难性后果”这种预测。

尽管从科学的角度，2℃阈值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从控制增温这个目标出发，总得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以表明各国政府对增温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从道德层面去理解“2℃阈值”。

《科学新闻》：国际上的很多减排方案，如IPCC方案、G8国家方案等把IPCC提出的要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50ppm（百万分之一）作为控制目标，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目标浓度的？

丁仲礼：首先我要对一个基本概念进行纠正：IPCC所说的450ppm不是二氧化碳浓度，而是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各种温室气体按照致暖效应折合成的二氧化碳浓度）。目前的二氧化碳浓度是389ppm，加上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亚氮等的折算，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已达到460ppm左右。你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目前超过了450ppm，还要以此为控制目标？这是因为IPCC报告认为人类排放的大气气溶胶可能起到致冷作用，大约可以抵消80ppmCO2当量浓度的致暖作用。

事实上，排放到大气中的气溶胶多种多样，有的起致冷作用，比如硫化物，也有的起致暖作用，比如黑炭。目前受观测条件的局限，对气溶胶气候效应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我“小人之心”度之：IPCC片面强调大气气溶胶致冷效应的目的，是为了夸大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以推行他们的激进减排方案。因此我个人认为，IPCC将2度增温与450ppm二氧化碳当量浓度挂钩，缺乏科学证据。

《科学新闻》：你指出国际上的很多减排方案如IPCC方案等有失公允，你认为合理的减排方案和大气ＣＯ２控制的目标浓度有关吗？

丁仲礼：有关。一个目标浓度设定后，总的未来排放空间就随之而定，问题就变成如何将这一排放空间在各个利益主体间分配，目标越激进未来排放空间就越小，对不同的减排方案的争议就会越多。IPCC等方案的不公正性重点不在于目标浓度的设定，而在分配原则上。这些方案在全球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上，违背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和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IPCC方案的本质，是给发达国家安排了比发展中国家多2~3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所以我们说，IPCC提出的碳减排方案，对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有它明显的政治倾向。换言之，IPCC是打着貌似公正的旗号，制定了一个不公正的减排政策。这也是发达国家政治家为什么要力推IPCC方案的原因所在。

《科学新闻》：IPCC得出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已经发表的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但为什么目前会出现巨大的争议？

丁仲礼：争议并不是现在有，过去也一直有，原因很简单：气候系统太复杂，人类对其理解程度还很低。当然，IPCC对文献的选择性采用可能也是争议的原因之一。比如，6000年前的地球大气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当时的中国是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长足的发展。古气候研究界将这个时期称为“全新世气候适宜期”，因为这个时期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地球历史上的冷暖交替过程中，暖的时期往往是雨量充沛、物种多样性丰富、生物产率增加时期。像这种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件，国际上也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几乎已是常识，但IPCC偏偏对其不重视。这样做难免会引起争议。

《科学新闻》：那么你怎样看待“气候门事件”？有媒体报道，英国科学家在选择支持IPCC结论的资料时，有意地忽视了部分与IPCC主流观点不一致的证据。

丁仲礼：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事件。一方面，IPCC的部分科学家在文献的取舍上，确实存在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忽略一些资料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表明过去气温没有增加，也不表明气温的增高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完全没有关联。我不怀疑人类活动可导致气温升高这个观点，但认为IPCC夸大了这个现象。IPCC称20世纪的增温主要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所致，但试想一下，最近100年（1906~2005）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升高了160ppm，气温只增加0.74℃。那么大气二氧浓度倍增（工业革命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280ppm，在此基础上增加一倍）后，气温将要增加多少度呢？简单算来是不超过1.3℃，而IPCC给出的结果是3℃。为保证它的结论说得过去，IPCC不得不祭出大气气溶胶致冷作用这杆大旗。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有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是影响有没有被夸大。

《科学新闻》：我们知道，在IPCC报告中，援引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比较少，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丁仲礼：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比如刚才我提及的大气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我国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比如，中国科学家开发的两个模式（model）得出这种敏感性较低。但这些结果没有得到IPCC的足够重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处理不同模式结果的方式是取平均值，去掉了高值和低值；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科学家的影响力有限，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当然，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当今的中国科学家功利心太重，以项目争取、论文发表为目的，热衷于跟踪模仿，迷信权威，不敢质疑别人的观点，不敢选择有挑战性的问题，也不愿与同行通力合作，因而很少有原创性成果，也很少有集成性成果。一句话，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够多。

《科学新闻》：那么这是否因为中国科学家没有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吗？

丁仲礼：近些年来，中国科学家确实在国际核心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但人家引不引用你是另一回事。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被引用者只是少数。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积累远不如别人，水平还不够。但我们在追赶，差距在慢慢缩小，不要妄自菲薄。

《科学新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成了社会热议的话题，你持怎样的观点？

丁仲礼：在我国，低碳经济作为一个概念，被媒体炒得很热，很多学者也在跟风炒作。但在国外的门户网站上，就很难看到这样的炒作。首先我介绍三个不同的概念：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以充分利用资源为目标，可概括为3R原则，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

低碳是针对能源而言的，目标在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

绿色经济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式。“资源节约”与循环经济关联，而“环境友好”不仅仅是指低碳排放，还包括各种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所以绿色经济是一个更加全面的概念，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现实。

在现阶段，对“低碳经济”这个概念，我本人的看法是慎用，更不能滥用，因为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现实下，能源使用量还会快速增长，在能源结构难以实质性改变的限制下，我国的碳排放势必会增长。我们不能一边大谈发展低碳经济，一边增加碳排放量，这样会陷入逻辑困境。中国历史上人均碳排放很少、很低，而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增加排放的。这点道理很好懂，应该向国内外讲清楚。不是低碳经济不好，而是我们近期内做不到。我个人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增加没有任何“负罪感”，排放量的增加是很正常的，除非你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消除了贫困。

但是，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低碳经济也是会实现的，这要等到“低碳技术”成熟。低碳技术有两大类：节能技术和非碳能源技术。节能在中国有潜力，比如说，冶金、建材、建筑等行业能耗降低、发电转换效率的提升都有一定的空间，但这个潜力也是有限的。对非碳能源技术，要加大研发力度，但现阶段在应用上则要谨慎。因为碳排放是要计算全生命周期排放的。比如太阳能，不能仅仅考虑太阳能是可再生能源，还要考虑太阳能生产设备制造、安装、维护过程中的耗能和二氧化碳排放。

《科学新闻》：你如何看待比较有争议的水电问题？

丁仲礼：我是比较支持水电发展的。一方面，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还会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可开发的水电还有很大的空间。但现在困扰水电发展的一个主要难点是移民的安置。如果在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运行过程中，能够考虑给当地居民以一定分红的机会，可能局面就会好一些。我不认为水电站的建设会造成很大的生态破坏，当然在任何电站建设前，必须做好环境评估。不能仅仅为了减少碳的排放，就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