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刘新垣 湖南衡东人。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在河北医学院工作，1957～2000年工作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2000年至今工作于合并后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1983～1984年曾作为访问科学家在美国工作过1年半。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27年11月7日，我出生于农村一个中农家庭，父亲在1927年湖南发生农民运动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

在我很小时，父亲就离家，以后在我一生中跟父亲相处不到半年。母亲年仅39岁就去世了，很悽惨，我有2个弟弟，只能靠比我们略大几岁的姐姐照顾，而姐姐本身当时也只是十来岁的小孩，所以我幼时生活很艰苦悽凉，吃饭也成问题，只能吃红薯，很想吃一口米饭。以后父亲当了官，家里成了地主，但财产全部由三叔代管，我们无权过问，并照样干农活，直到高中毕业。故我什么农活都干过。到高中时，已能将150斤左右的稻谷从田里挑回家。这些农家劳动，艰苦生活，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刻苦精神。

1948年考上南开大学，1949年1月天津解放，解放后读书全靠国家助学金，我也就属于共产党和人民培养的儿子了。

我得益于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也立志要做科学家发明家；也得益于南开大学的老校长杨石先院士，一个药物化学家，使我对制药发生兴趣，至今仍致力于生物药物的研发；还得益于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书教我坚强、教我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书中说“当你回想往事时，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人生就是要奉献，这就成了我一生的格言。

我一生都在从事关于人类健康的科学研究和药物研发工作，有贡献和奉献，一生之中更有曲折，可我无怨无悔。

院士下海为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因工程的创建，是生物学中的一场大革命，我们紧跟世界潮流，80年代初就对白细胞介素-2及干扰素-γ进行了基因工程研究，研究成果为当时世界所罕见，现在也不逊色于世界水平。

1957年，英国科学家发现了干扰素，定义为抗病毒物质。致病的微生物很多，主要是细菌和病毒。抗细菌物质的发现，使人们对细菌感染疾病的治疗有了办法；磺胺、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的发现，获得了3次诺贝尔奖。故干扰素发现后，得到了全世界科学家的极大重视，有关微生物科学家多数都要研究干扰素。

1967年我还在挨批斗的时候就全心投入人工合成PolyI:PolyC（多聚肌苷酸与多聚胞苷酸形成的双链RNA）的研究，我对干扰素及其应用的研究是十分痴迷的，也取得一点点成绩，我11卷论文集中有关此项研究的份量很重就是明证。

1991年，我当选院士，我所研究的IL-2与IFN-γ从基因工程基础研究到获得国家临床应用批文，双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利用IL-2的临床批文我建立了华新生物高技术公司，成为中科院生物学部第一个下海的院士，对中国的生物技术的生产和发展起了领头雁的作用。

在组建公司后，我们又生产了IFNα-2b，并在华新公司研制成功了其他8个新产品，获优秀发明家称号。由于我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为此，我们争取到2005年全球干扰素和细胞因子国际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该学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学术年会，我为大会主席，到会的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共有约300位外宾来自30多个国家，是一次很成功的国际会议。

我们在研究中首先发现IL-2有抗耐药性肺结核杆菌的作用，又发现IL-2有增强化疗的抗癌作用，还发现IL-2有镇痛作用，甚至有戒毒作用，曾获一项专利。我们与生理所合作给老鼠注射吗啡，多次注射后，老鼠对吗啡产生了耐受性，其镇痛功能大大降低，但此时再注射IL-2，后者的镇痛作用比吗啡还高。

1990年，第一个基因治疗方案研究成功，受到全世界广泛的重视，1992年起，我们也开始了帕金森病（PD）的基因治疗研究。我们采用基因治疗法，对保护神经细胞免遭损伤也会起很好的作用。

超级干扰素的抗病毒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四川辉阳公司董事长魏光文来上海与我商议如何开发干扰素，我当时就明确提出首先要有创新，要改造其基因。

21世纪开始，我们所从事的超级干扰素抗癌抗病毒研究和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研究，成为我科研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

1986年基因工程干扰素问世，做了不少贡献，但其生物活性不高。于是我们对活性高但毒性也高的一种干扰素进行了基因改造，改变其中的密码子60处，但未改变其氨基酸，却获得了一种活性高、毒性低的干扰素，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我们团队发明的超级干扰素于2001年1月17日被批准进行临床治疗乙肝（乙型肝炎）试验，2006年1月被SFDA受理新药申报。作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从科学意义的角度出发，把它简称为超级干扰素（非商品名），因为它的抗病毒和抗癌功能超群。

超级干扰素不只是对乙肝疗效好，抗其它病毒的效果也很好。对SARS（非典）病毒比普通干扰素的效果要高约40倍。

2003年，当SARS流行时，很多人死亡，而四川用超级干扰素喷雾剂预防，全省没有一个人因感染SARS而死亡，救了很多人的命。

抗癌研究的目的是要争取战胜癌症，目前我集中精力于超级干扰素（sIFNα）的抗癌研究和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

抗恶性肿瘤研究

癌症患者，全球有2200万，发病率1200万，死亡率790万，居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死亡率首位，是全球首要问题。在我73岁左右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重要研究方向，集中精力致力于肿瘤治疗研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为消灭恶性肿瘤作点贡献。

在sIFNα的研究方向，我们已经取得重要成绩。过去干扰素只用于治疗血液的癌症，对实体瘤无效或疗效很低，我们在动物模型发现了sIFNα对肺、肝、肾、肠等实体瘤有极好的抗癌作用， 这种抗癌作用不是通过免疫调节，而是由于sIFNα对癌症有直接杀伤作用，而且其杀伤作用可与丝裂霉素相媲美，而后者为化疗药物，毒性大。我们的sIFNα基本上是无毒副作用。用现在先进的荧光活体成像技术也证实这点，还证明了sIFNα能抗癌症转移，癌症不转移就等于治好了一半。上述这些，过去都无人报道过。

不久前，我们创建了“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 Cancer Targeting Gene-Viro-Therapy,CTGVT）新策略，此抗癌策略于1999年申请中科院重大基金时提出，至今已发表了50多篇相关论文。其基本原理就是将抗癌基因插到溶瘤病毒中，所谓溶瘤病毒，就是它只在肿瘤细胞或组织中特异性地复制，并能最终把肿瘤溶解掉的病毒。由于它有靶向性，故我们称它为“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 （已申请专利）。

由于溶瘤病毒可在癌细胞内复制数百到数千倍，插入的基因也会同样复制数百到数千倍，故抗癌效果极好，经常可在动物模型中将移植的肿瘤全部消灭光，故这将成为基因治疗与病毒治疗必须结合起来的一种共同发展趋势及方向。

现在，我们把超级干扰素和CTGVT看作两个“明星”或“法宝”，把两者结合起来，甚至把其它生物治疗也与之结合起来，这就有可能达到打败恶性肿瘤的愿望，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成果，希望将来能够为战胜癌症做出一些贡献。

人生素淡但很充实

我生活很清淡，衣服很多都是补过的，我的汗衫、裤子、鞋子等衣物，好多时候都是被家里人扔掉之后，才停止使用。

我的为人，很难说有什么优点，只是我傻乎乎的，每天几乎都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节假日，基本上天天都在实验室度过。在家里，每天除看新闻电视以外，很少休息，这已成为习惯。在美国的一年半时间，只去过一次电影院。1984年12月31日从美国回来，1985年1月1日就去实验室工作了，每次从外地开会返沪，当天就回实验室工作，只有晚上回沪，才会等到第二天去上班。

现在，我虽然已经年过83，但生命不息，誓与肿瘤顽症战斗不止。我的同事们，也都是十分努力而拼命工作的，为了取得一个好的实验数据，往往都坚持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还连续几个昼夜，直到取得完满的实验结果，他们都是很勤奋的。

我主张讲信用、诚恳待人。约定的事，绝对不会失信，由于怕忘了，总是用本子记下来，不能守约时，总是交待清楚或表示抱歉。华新公司当时是中国最早用基因工程技术进行产业化的生物高新技术公司，很多人要来学习、取经，我认为作为科学家，要诚恳对待科学，要诚恳地跟别人交流，不能过分保密。但这样就培养了不少竞争对手，所以有人说“刘新垣不是商人的料子”。

我个人生活是很节约的，然而很喜欢做善事。我对沈阳的一个孤儿，已捐了20多万元给他上学；为救湖南一位病人也花了约20多万元；湖南雪灾捐了4万元；四川震灾捐了4万元；零零碎碎捐赠其他穷人病人数十万元；协助学生出国数十万元（多数以后会还）；家里小保姆都是小学、初中进来，大学出去。我做的善事捐款总额在100万元以上。

我还要成立一个基金会，百年之后，要把在各公司享有的数千万元股权，把所有全部财产捐献给人民，而不留给妻子儿女，报效祖国培养之恩。

相关链接

本文作者是中国干扰素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第一个下海的院士。

因组织生产干扰素等，故他争取到2005年国际干扰素和细胞因子大会在上海召开并任大会主席。对四川辉阳公司的超级干扰素的研发和生产起过关键性的作用。此产品有良好的抗病毒、抗慢性乙肝和丙肝的作用，在动物身上取得了良好的抗癌效果。

他的“癌症的靶向基因－病毒治疗”新策略，将可能成为基因治疗和病毒治疗的共同发展方向，也是他目前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他还作过许多其它方面的研究（包括人工合成酵母Ala-tRNA）。

至今他共发表论文三百六十多篇，编有《刘新垣论文集》11卷。获国家级二等奖2次、中国科学院一等奖2次，加上其它奖项共40多次。2001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奖。

■ 2001年与Nobel奖获得者Murad（右）共同主持某学术会议

■ 上世纪70年代和孩子合影

■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第一个下海的院士

■ 2005年担任国际干扰素与细胞因子大会主席并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