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儒家、法家相继形成。儒家思想肇端于古代史料与传说，核心内涵在于传播先王之德，是古代政治经验的人文化。法家思想以君王利益为核心，具有完备的政治方法论，强调君王对臣民的驾驭，是王权思想的极端化。
　　儒家与法家两个学派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影响深远，是日用而不知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如持守目标志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艰苦奋斗的人生态度（“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权者的管理艺术（“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等。探究儒家、法家两个学派的动机倾向，对于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朱廷劭研究组甄选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的代表性著作，基于中科院心理所计算机网络心理实验室自主开发的古文CC-LIWC词典，分析了从属关系词、成就词、权力词、奖励词、冒险词5个词类在两个学派著作中的使用情况（表1、2与图1）。
　　结果显示，儒家、法家著作中权力词的词频均值高于其他词类；法家著作中权力词（M=0.1377、SD=0.0104、p=0.014）、奖励词（M=0.0151、SD=0.0042、p=0.037）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儒家；两学派在从属关系词（p=0.066）、成就词（p=0.27）、冒险词（p=0.086）的使用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儒家、法家动机倾向的主要特点是权力动机占主导地位，法家的权力动机和奖励动机显著高于儒家。
　　研究表明，儒家、法家思想源自同一文化母体——世袭王权社会，两学派均以追求“天下大治”为己任，儒家要“序君臣父子之礼”，法家要“正君臣上下之分”，仅是手段与思路不同。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实现政治理想都不得不依赖王权，这与儒家、法家两学派著作中权力词的高频出现相呼应。基于对人性不同维度的认识，儒家站人性道德自觉的角度主张德治，法家站人性好利恶害的视角主张法治，王权文化既产生了儒家的“仁”和“礼”，也产生了法家之酷刑。要言之，儒家是王权思想的自敛，法家是王权思想的张扬。
　　研究提出，功利主义是法家政治理念的基石，善于以奖惩治人，彰显了法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法家在道德感化与恩威并施之间选择后者，表明其不认可道德教化的价值，而是相信权与法对于规范社会秩序的有效性，这是两学派思想的重要差异。较之法家的功利与度势，儒家更富理想主义色彩，缺乏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法论。汉代以降，汉武帝“独尊儒术”，但法家思想仍活跃于统治阶层，成为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昭示着权力与君主意志。一定意义上而言，外儒内法、杂用王霸也是儒对法的妥协，体现着王权思想的至高无上。
　　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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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儒家与法家著作中各个词类的出现频率
　　图1.各个词类在儒家与法家著作中的词频均值对比
　　表2.儒家与法家著作中各个词类的词频均值差异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