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研时心目中的中国科学院

最早听说中国科学院是在大学二年级。当时在教室里闲聊，有同学提到中科院，我竟然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的简称。同学说中科院就是造原子弹、导弹、放卫星的地方，是中国科学家聚集的地方，才知道中国科学院是很厉害的单位。而听说植物研究所，竟然更觉新鲜，我天真地认为数理化才是科学家研究的事，那些树啊花啊草的，怎么也会被列入科学院的研究内容呢？有了对中国科学院的无尚憧憬，就决定大学毕业前，考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生。

我的这一决定是在大三做出的。那时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简称北植所，因为在上海还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简称上海植生所。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窗好友时，有个同学根本不相信我有实力考进中科院，他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能够考进北植所，我就倒着走”。那神色分明是不相信我能够考上，咱们山大的学生怎么能够斗得过北大的呢？也别说，自77级以来，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生中，报考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的，几乎全军覆灭。这也正是该同学不相信我能够考上中科院的主要依据。尽管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是上游水平，有时还是前几名，但报考中科院我心里也是没有底的。

但是，既然决心下了，且与那同学“打了赌”，强烈的自尊心驱使我加倍努力。每天晚上自习直到熄灯，教工来催了，再转到有灯光的教室接着学。楼门关了，就从厕所里跳出去回去睡觉。那个时候，我的信念只有一个——一定要考进中国科学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9月，我以总分第二名（其中植物学成绩第一名，97分）的成绩考入中科院植物所生态室，师从导师黄银晓研究员，从事污染生态学研究。黄老师是广东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当时为环保组组长。是年报考植物所的全国考生有120多人，仅录取19人，竞争十分激烈，90%以上的考生来自北大、南大、武大、山大、南开、北师大、川大、兰大、中农大等重点高校。

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所参加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0年，考上本所在职博士研究生，导师为中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侯学煜院士。侯先生是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的奠基人，他的“大农业”观点曾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侯先生去世后，我被安排到张新时院士门下继续攻博。张老师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生毕业后，除了1991——1992，1995——1996期间我在英国和美国度过，以及几十余次短期出国外，其余时间都在中国科学院。这样，屈指算来，我与中科院也有26年交情了。从一个对中科院极度崇拜的大学生，到中科院一名普通研究员，我对中国科学院的感情可谓至深矣，对她今后的发展也倍关切。

二、创新工程实施以后的中国科学院

上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科学院，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我来到中科院时，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卢嘉锡、贝时璋等著名科学家还都在工作着，物理学家严济慈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全国最早的研究生院）院长。开学典礼时，严济慈院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植物所当时的著名研究员中，就有汤佩松、秦仁昌、侯学煜、于德浚、崔澂、王伏雄等，学部委员就有八九个。那时候，说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家最集中的地方，是丝毫不为过的，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大是非常自然的。在上世纪大部分岁月里，重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首选之地就是中国科学院（解放前为中央研究院）。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界领军人物还是早年从欧、美、日等回国的一批科学家，年轻力壮的则是早前留苏或留东德回国的科研人员，还有新中国五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中国科学研究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能够安心做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即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用他诗人般的热情，在人民大会堂宣读《科学的春天》以后，这个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科学家的斗志。于是，承担国家任务、培养人才、认真审稿、举办各种培训班、参加国内会议与国际会议等等。那时候的科学家工作是很从容的，是非常认真的，更是令人尊重的。

但是，毕竟当时中国科学事业存在着人才断层问题，加上国门打开以后，年轻学者纷纷外流。我考上研究生那年，正是考托福最热的时候，当大部分助理研究员工资只有七八十元的时候，美元的黑市价已到了1美元换10元人民币。可见，西方尤其美国，对中国年轻学者的吸引力有多么大，这也影响了中国科学院后备人才储备问题。

市场经济大潮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科学院也不能幸免。就工资待遇而言，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指科研人员待遇偏低，人才外流现象明显。这个抱怨声音大约到上世纪末开始成为主频率，如不采取措施，将影响中科院的生存（有段时间传出声音说某领导要解散科学院，搞得人心惶惶）。于是，中国科学院实施改革——即后来的“知识创新工程”，从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开始。我是从1997年开始，作为植被数量生态开放实验室研究人员，部分进入创新的。创新后的工资，比非创新人员高了1倍。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在战略高技术、重大公益性创新和重要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带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我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实施创新工程后，中科院研究人员的收入也提高了2——3倍。关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不同研究所也有不同的理解。以研究员为例，进入创新工程的，有的研究所叫基地研究员，有的叫创新研究员，也有叫首席研究员的。总之，他们与普通研究员的差别，就是经过激烈竞争上岗，待遇实行三元工资制度（国家工作、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因工资待遇提高了，有人将中科院的创新工程戏称为 “创薪”工程。

实际上，科研人员尤其课题组长要保住队伍不散、保住自己的饭碗也很难。每个研究所都实行严格的考评机制，年年评估，有的还要进行国际评估。评估几乎到了残忍的地步，有的所实行末位淘汰制，有的则将占后5%的研究组强行解散。评估依据几乎都以研究人员发表文章（先是SCI数量，后是点数，最近又搞引用次数）作为重要的指标，计算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无形中增加了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生存压力，保饭碗成了大部分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

三、中国科学院SCI崇拜期

在激烈竞争和生存压力下，在中国科学院带领下，中国SCI论文数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应当说数量有了，但论文质量差了，人心浮躁了，科学院地位下降了。科学家大都钻进了钱眼里，将申请经费当成第一要务，有了钱雇佣他人发表 SCI文章交差。创新工程实施后，办公环境大为改善了，首席研究员达到了每人一间办公室标准，但人与人之间距离远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少了，人变得冷漠了。与中国整体卷入经济大潮一样，近十几年来中国科学院一度进入了SCI盲目崇拜期，科研自信心严重下降，言必称美国。为了发表文章，不断重复别国科学家的劳动。学科布局方向大而全，存在明显的耀富心理，要与欧美的研究所一比高下，开始计算我们离得诺贝尔奖的日子还有多远。

高校和部门与地方科研院所，纷纷效仿科学院，也都强调SCI，将SCI直接与职称、学位、岗位、经费、科研大奖等等挂钩。因为SCI与科学家命运相联系，科学家有好的成果首先考虑向国外高影响因子SCI刊物投稿，如被拒后，再试低因子的SCI刊物，实在没有办法才转回国内学报发表。这样，国内学报来稿质量无从保证。

中国科学家为发表SCI而打拼。国内某著名专业科学院2007年获得各项经费3亿多元人民币，该院院长向社会公布其科研产出的时候，只提到发表了100多篇SCI文章，平均每300万元换来1篇，其余科学家一年算是白干了。另一个专业科学院为避免公布成果的尴尬，强调得到国家资助1亿多元，但发表各类学术论文500多篇。想必是后者发表的SCI不多，因此用了比较含糊的说法。当国家大量的资金换回的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SCI时，这充其量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满足个人的虚荣心。还有些科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公益事业漠不关心，甚至和学生都懒得交流。

目前流行一种说法，中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为发达国家的SCI刊物打工；地方高校和科研单位为国内的一级学报打工。由此所形成的“劳动力”真空由国内初学者，主要是硕士博士（后）大军来充当，所产生的学术垃圾数量相当可观。近年来，我国发表SCI和核心刊物论文数量直线上升，但是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影响力却与我们的大国形象严重不符。

目前的考核模式，是用一个指标生硬地评价几乎全部的学科，它以简单的刊物影响因子来衡量科学家的贡献，只要有小学生的水平就能够做业务主管了。一些单位将SCI影响因子5以上的算一个门槛，发表的名利双收，发表不了的愁眉不展，面临下岗危险，惶惶不可终日，科学家哪有什么心思为追求科学真理而献身。长此下去，从科学发展来看，中国科学家永远树立不起信心来，因为评价标准是人家的；从国家的实际需求来看，中国科学家是在花纳税人的钱证明自己会写SCI，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反过来还是洋专家说了算。中国科学研究，不改革评估体制，将永远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动辄宣称超英赶美，或者近期攻下诺贝尔奖，这种功利思想难以造就培养一流科学家的人文环境。科技自信心和民族自信心树立不起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一句空话。

没完没了的检查、考核、评估、验收减少了，中国科学家才能平静下来做学问，出于对科学的执著，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搞科研，而不是在美国人的指挥棒下做SCI的奴隶。如此，则中国科学幸甚，中华民族幸甚。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需要带个新头了。

四、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

在中科院，许多研究所规定，研究生毕业要有文章正式发表或者接受，博士生一般要发表SCI，且要求一定的点数；硕士生至少是国内的一级学报。按说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研究生认真做学问，有好的实验结果发表是正常的。可问题偏偏是，中国每个研究所都这么要求，每个大学都这么要求，问题就来了，国外的刊物不可能都发中国人的文章。事实上，由于受中国投稿大军冲击，人家反而对中国人的文章高度警惕起来了——中国有那么多值得发表的科研成果吗？他们的数据可信吗？即使国内的学报，也不能都发毕业生的文章啊？这样一来，中科院研究生发表文章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研究所当年毕业取得学位的人占的比例少于四分之一。

在中国科学院26年，我的亲身体会是，虽然中科院的研究生们SCI文章发表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中科院的学位贬值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生源越来越差。中科院生源质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可能是，研究所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论文，一些学生得知在研究所不能按时得到学位，就放弃考中科院。当然，规定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不来考的可能不是好学生，但这样的声音传到社会上多了，吃亏的还是科学院。毕竟，当今的科学院与当年不一样了，中科院已经不是重点高校毕业生的首选之地了。

第二，研究生不认真撰写毕业论文。研究生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发表论文，并不关心科研的意义，甚至为了争题目、仪器、数据，互相保密，互相猜忌，不参加学术活动。平时孤陋寡闻，怎能够指望他们在科研上有所建树呢？其实，对于想从事科研的学生，即使不要求他们发表文章，他们也会发表的。那是主动发表，其本质不同。

第三，毕业难。因为没有文章发表，许多学生就被迫留在课题组继续憋文章，导师们又对学生的论文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不让他们发表低IF的文章。这样，学生不能按时毕业，带来了精神压力，影响了学生相亲、恋爱、成家，在这样的心情下，学生们怎么能够热爱中国科学院？一些导师，拼命使用学生，把他们当成廉价的打工机器，学生论文憋出来了，通讯作者获得了甚至院士这样的荣誉，可他们的学生呢？八九年得到一个学位，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SCI论文上，学生心里的苦楚跟谁说呢？

第四，就业难。学生拿学位与SCI论文发表直接挂钩，这在国外高校或研究所也没这么要求的。学生能否毕业应该由导师和论文答辩委员会决定，能否拿学位由学位委员会决定。如果前两条把握好了，那么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肯定希望发表高水平的论文，而不适合做科研的学生，让他们按时毕业就可以了，让他们学到严谨科学的做事态度，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说明我们的培养也是成功的。可是，科学院研究所的政策一刀切，没有文章就没有学位，一些研究生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就业单位，但没有学位，又被辞退了，造成了科学院培养的人才就业难。

与人家比SCI是科研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些导师自己不做学问，靠剥削学生的劳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私欲，这一点是让学生们看不起的。假如中国科学院带头取消学位与论文发表挂钩，则对中国科技是大功一件。脱钩后，中国科学院整体发表论文的数量会下降一些，但导师和学生们，可以安心做一些有意义的科研，质量会提高上来。

笔者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某生物类研究所2010年发表IF>1.6文章136篇，其中在读学生发表46篇，占33.8%； IF>5的文章34篇，其中在读学生发表10篇，占29.4%。已毕业学生中，还有27人（占19.8%）发表了1.6以上的文章，8人（占23.5%）。这就是说，即使没有了发表论文压力，研究生们照样为研究所贡献了科研成果，无非是当年得到还是来年得到的问题，是30%和20%的问题（对高质量论文而言）。

客观地讲，中国博士生与硕士生及其导师们的科研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连哈佛、牛津这样的著名学府，都做不到研究生毕业当年就有文章发表，不发表就不给学位。我们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太偏激，太不人性化呢？笔者硕士和博士毕业的时候，并没有要求我们发表文章，可我还是发表了多篇文章。“要我发表”与“我要发表”效果是不一样的。

五、院士遴选——当代科技版的“范进中举”

建国之初，支撑中国科学院的骨干人才，都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上的，除到台湾的外，哪些早期回国或在中央研究院很有资格的一批科学家，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很有影响，最有发言权。后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许多当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果没有政治问题，就沿袭成了学部委员。

我第一次听说学部委员这个词是在大三的植物生态学课上，是听周光裕教授说的。当时，山大邀请一名歌唱家（当时还不兴称歌星）来校演出，欢迎的场面人山人海，包括校领导也去迎接。周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意思是对歌唱家给予的关注太多了，即使来个学部委员也不见得这么重视。在生态学家周先生眼里，学部委员才是厉害的角色。

也的确如此。80年代中期整个山东省，一共才有两个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其中一名是海洋所的曾呈奎先生，另外一名我记不得了。可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分量，那真是沉甸甸的。曾先生研究海洋藻类，70多岁了还下海潜水，大学《植物学》下册的紫菜生活史部分，就是他研究明白的。这样的学部委员是真正的学者。

但随后的中国院士（1995年后学部委员改为院士）就开始出现了贬值。一是数量明显多了，另外是花样也增加了，除了科学院院士，还有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

中国知识分子对院士追求的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对诺贝尔奖的崇拜，且后者虚无缥缈，前者经过一定努力, 是能够实现的。之所以如此热衷，是因为当了院士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各种好处接踵而至，住房之类的自不必说，单就科研经费就有花不完的钱。重大科研经费院士就很容易得到，即使他不想要，手下的人写好了，院士签个名，或出去参加几次答辩，那经费就来了。

许多人当了院士后就变成了通才，以前讲话很小心的，后来就什么话都敢讲了，什么会都可以参加，参加还得坐在主席台的中间位置。学者官员化倾向异常明显，院士被社会高度吹捧，由人变成了神。

很多知识分子，尤其做学问到了一定程度的优秀科学家，将院士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多年练苦功，正如古代士子的赶考，年年赶场。当上院士的，喜悦之情不亚于“范进中举”；当不上的，见人都矮三分。院士制度，已成了摧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工具了，在客观上阻碍了科技进步。

六、重塑科学精神——兼给中国科学院建言

5月29日下午，中国日报记者程盈琪，就温家宝总理最近在中国科协报告指出的“要创造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电话采访笔者，她希望就总理的这句话谈谈我的感受。

温家宝总理的原话是这样的：“在科技领域，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

在讲这段话之前，温总理还有这样的设想：“国家财政要为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和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潜心研究的优秀人才队伍。要改革评价体系，为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

笔者非常拥护温总理的上述指示精神，对上述讲话深感鼓舞，总理说出了科研人员长期憋在心里的真话。采访中，笔者同时指出了当今中国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中科院今后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目前中国科学家整体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意识，言必称美国，许多研究一直是跟风研究，是验证别人的观点，浪费了大量科研资源。中国科学院应面向重大科学问题或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有自主创新的研究。

第二，科学允许失败，对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也要允许失败，每年都要有新成果发表，研究生没有论文发表，就不授予学位是不符合这一精神的。逼迫研究人员将大的研究成果变成小的文章发表，或不值得发表的成果通过各种形式包装后发表（如雇人写英文、发表论文搭车、请洋人代写等），或干脆科研造假，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第三．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无法安心研究。研究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争经费、花钱和迎接验证；科研经费申请中出现了“包工头”、“三陪”（陪吃、陪酒、陪笑）现象；想做科研的没有经费，而拿了国家大量经费的则没有精力搞研究，搞分层承包。中科院可提高准入门槛，一旦进入就要稳定这支队伍。做好科学规划，适当搞一些自上而下设计的项目，先考虑中科院里那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参加，项目经费中包含这些人员的工资。

第四，中国不缺少科研优秀人才，但缺乏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中科院与其花大价钱引进人才，不如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让更多的年轻人安心进军科研主战场。

第五，改革院士遴选制度。一取消与待遇挂钩，只在荣誉上给予最高礼遇；二借鉴诺贝尔奖评选的做法，科学家自己不能报名竞选，由专门委员会根据科学家的贡献选择候选人，由科学家委员会投票，这一过程对当事人高度保密；三对年龄要有要求，接近退休或已退休的科学家才有资格当院士。做科学做到退休了，有没有好的学术贡献，基本上定局了；做过大贡献，有多大的重要影响，也几乎可以定论了。这个时期选出来的院士，才是真正做学问人的楷模。

总之，中国科学院要恢复昔日的辉煌，应当正确面对当今科研评估体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总结就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