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有学部委员，但人数很少。记得天津大学只有一位，是业绩辉煌的老校长史绍熙先生。化学化工两个大领域，全国学部委员共20多人，有近三分之一在南开大学化学系，化工的在石油部和科学院各有几位，其他的就零散了，比如原在天津大学任教，后来到核工业部的汪徳熙先生，到清华的汪家鼎先生等。当时年轻，不是特别懂得学部委员的含义，隐约听来的印象，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参与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和规划。

1991年，科学院学部委员改名叫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被定义为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也一下子增补了比较多的人。我们化工界熟悉的受人尊敬的几位前辈，比如余国琮先生等成为了院士，当时对其它领域的新院士和老院士都不熟悉，甚至对化学的院士，也多不熟悉。同行们偶尔谈论，也都只是景仰而已。但对化工界的余国琮、郭慕孙等先生们的事迹还是知道的，特别是郭先生还兼任国际一流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的亚太主编，余先生在天津大学不仅课程讲的好，研究做的好，英语也说得好、写得好，每次参加学术活动，都是风度翩翩，演讲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因此他们早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立志报国的年轻学子们学习的表率。

91年有了另外一个变化，也许以前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公众不太知道而已，是在这一次，明确了院士的副部级待遇，并且明确了两年增选一次的制度。1993年和1995年都有增选。记得93年增选，天津大学入选的是力学家周恒先生，他在我们读研究生时期任研究生院院长。95年增选，天津大学入选的是彭一刚和张春庭两位先生，另外一个记着名字的是化工部科技委的老前辈陈鉴远先生。彭先生是建筑学家，是著作等身的谦谦君子，也是普遍受到年轻人尊重的名人。张春庭先生当选院士，非常有戏剧性。张先生在物理系工作，物理系当时的研究条件较差，在国家资助体系中，人们认为天津大学的物理系主要是教学工作，因此，物理系的老师们申请经费很困难。张先生那时候经费很少，天津大学评博士导师，手上的研究经费是一个重要指标。当然，张先生评上院士，也不是学校推荐的，学校领导是在科学院公示的时候才知道张先生成为候选人的。张先生在生物学界当时已很有影响，主要的贡献，是他关于DNA结构解析的一个理论模型。他是在生物学界的老院士们的推荐下入选的。有趣的是，张先生是同一年做的院士和博士导师。

97年初，学校开会布置提名院士候选人，想到了已经入选的余、周、彭、张三位先生的事迹，特别是张春庭先生的入选，表明没有背景的科学家也可以当院士。就去做张鎏先生的工作，建议张先生参选。老先生说，我回归报国，本就不是为什么待遇，现在岁数大了，更不必去争待遇，再说我已经78岁，也做不了更多的实际工作了，还是不参与了。张先生是我国无机化工和工业催化两个骨干学科教学体系的奠基人，无论在研究方面，还是在教书育人方面，都是公认的受人尊敬的楷模。我本人多年追随张先生，对张先生的学术和实际贡献，特别是对张先生的工作精神、科学态度，是非常崇敬的，认为张先生理所当然的应该享有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于是转而去和余先生讨论，余先生说，我们这些老朋友都没反应过来，早就该推举张先生做院士了。余先生说，先不必争取张先生同意，你整理材料替他填表就可以了，到后期再告诉他。张先生果然被化工界老院士们推举成了候选人，但是据说，那年科学院学部强调年轻化，张先生年纪大了，是那一届年纪最大的一位候选人，最终没有入选。后来遇上余先生，谈起来这件事，我们都为在张先生晚年骚扰他而不安。余先生也感叹，早一届你反应过来找我就好了。当然也是我们这些老同学，老同事们反应太慢了，张先生对科技教育进步这样勤恳一生，建树这样多的人，晚年没能获得中国科技界的这一荣誉，是很遗憾。

97年院士增选，出了件出乎意料的事。记得是到山西和陕西旅游，到了太原，顺便去拜访尊敬的彭少逸先生。在彭先生家里聊了一会天，先生说，你看现在有这样的年轻人，才35岁就想当院士了，结果被别人举报了，说他的博士论文是抄来的，你看，科学院学部和教育部学位委员会让我们鉴定，老先生拿出一摞材料来，说，你看，这还真是抄的，整个博士论文没有自己的数据，全是从文献中抄来的，人家把原文都复印了附上。后来这件事揭晓，当事人被取消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和教师资格。这个当事人，是第二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还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好象是95年)称号获得者。那一年的十大杰出青年，有两个科技界代表入选，号称北有陈章良，南有胡黎明。

正像彭先生说的，35岁就要被推荐承受中国科学家最高荣誉，太邪乎点了。院士的荣誉和待遇太高，是会被不良分子盯上的。

在90年代，事情的演化很有趣。实际上在90年代初，院士很少，多数学术会议没有院士参加，那时科技界的公共经费也少，虽然论证会不少，但是遇到院士的概率还是不多。院士们岁数也都比较大，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目中，都神仙似的，有时候出门到有院士的单位，去拜访一下老先生，聊一聊，从得道高人那里沾点仙气，余氤多日，但好象也没有感觉神仙们离人间多远。

后来，逐渐院士多了，年轻的院士也多了，特别是从95年开始，科技界的钱多了起来，事也多了起来，论证会，专家会也多了起来。那个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论证会上，主持人往往要请几位院士出来，开会时把院士抬得高高的，先让院士发言，有的时候，请出来的是多数年轻人并不认识的老神仙，老神仙们本来就糊涂了，一讲话就刹不住车，后面的专家代表说话的机会就没有了。记得在一次香山会议上，一老先生在一个讨论复杂系统的论证会上发言，讲了很长很长时间，基本上不靠谱，和会议主题不搭调。

到了新世纪，各个单位就都明白了，原来院士多，有这么个好处，于是各单位在推举院士上，也都更热心了起来。科技界的钻营分子，也看明白了门道，院士增选成了小华山论剑，熙熙攘攘，离科学越来越远了。要不是出了个方舟子，多位肖传国之类的宵小，弄不好就成了院士了。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被曝光的不端行为很快多了起来，社会上对院士群体议论纷纷，科学院学部一度压力很大，对院士的增选体制，也有改革，2007年的增选，得票数要求改为2／3，所以那一年选出了91年以来人数最少的一批新院士。但名单一公布，就被方舟子抓住一个抄袭的。看了各种报道和争议，奇怪的是，该先生可以说毫无科学建树，仅仅发表了很少量的文章，还是抄来的。自然科学的根本属性之一是传播和公知，应该同领域公认的才应该算是建树，那就要有论文和专著做载体。看来科学院院士的评选依据，也就是构成所谓中国科学家最高荣誉的Credit是常常和国际学术界不一样的。

无论社会、同行和学术界有多少非议，院士群体的社会地位是越来越高了。有一些院士俨然成了政府代言人，政府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被举在前面，他们也拿到了大部分资源。记得前年网上披露出一个专项资金的分配，50几个亿，有相当大部分去了四川大学和南开大学。院士中，当然也有一批老先生，是不大和官员配合的，这些老先生也和我们一样，多年来也得不到什么资源。

说到院士，还有几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参加在中国的一个半国际性学术活动，有几位外国客人参加，会议开幕式之前，组织者要排主席台上的座次，说院士要坐主席台，问哪一位外宾是院士。正好凑巧，来宾中有一位是一个小国家的工程院院士，就被安排坐在了主席台上。另外一位，是一个国际大领域学会联合会的主席，却没有被邀请上坐。当然人家也并没有要坐主席台的意思，但可气的是，开幕式上的开场白，似乎说，主席台上坐的，都是学术地位崇高的院士和政治地位崇高的领导。后来，那位没坐主席台的国际联合会主席，来中国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一次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该校的中国留学生聊天，一留学生讲了个中国院士的故事。说看来中国很有钱了。前不久一位中国的院士来访问，参观了相同领域教授的实验室，该教授当年任该领域国际学会的主席。参观完实验室，晚上中国留学生请吃饭，老先生说，这个实验室条件不好，我们不要与他们合作。该留学生说，看来国内的实验室条件好到了比国际学会主席的实验室好得多的程度，都不屑与国际一流实验室合作了。

这几年，有多位同龄朋友做了院士，他们似乎也逐渐被捧上了神坛。有一次参与组织一个活动，和一位老朋友新院士开了几句玩笑。过后另一位朋友正色道，永丹，你以后见了院士要尊重点。

这里，真诚的发出邀请，请院士们走下神坛，和我们共同走科学研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