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1983年，在当时中科院计划局成果处处长钟琪老师的鼓励下，并经过我导师的同意，我选择了“关于我国实验室研究成果向生产转移的几个问题”（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32947）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在研究过程中，我还随钟琪处长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就成果转化的障碍进行调研。这个选题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取向有重要影响――我个人一直要求自己：科研选题对国家发展要有较明显的意义。

再次，我认识的中科院系统的朋友不计其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中科院政策所与本所的性质比较接近，因此，这两个单位有我很多好朋友。此外，粗粗一想，我至少与中科院以下单位的学者或领导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与交流：

中科院研究生院；

中科院规划战略局；

中科院院士工作局；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

中科院出版工作委员会；

中科院半导体所；

中科院物理所；

中科院电子所；

中科院基因所；

中科院技术物理所；

中科院植物所；

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中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还可以列下去，但没有必要了。

正如党外人士可以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一样,我这个中科院院外人士也老着脸皮做一回中科院的诤友吧,说几句也许不中听的话。

第一层想法，中科院已经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就，今后若想做出更大的成就，就应该更像个学术机构，而不是更像个政府机关。遗憾的是，若干年来，我听到的院内人士的反映和我本人的观察是一致的：中科院院部的官气逐渐重了起来。中科院的老同志告诉我，以前见到院长周光召先生都是直呼“光召同志”的，而现在，碰到院部各级领导，却一律地称呼“院长”、“局长”、“处长”什么的，同政府机关没有两样。怎么称呼，本来不算大事。但是，称呼反映出了“谁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院部机关各级领导不是像邓小平同志自我定位得那样做“后勤部长”，而是当司令员，当总经理，那对各所的发展恐怕是不利的。

再一层，希望中科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好好总结一下过去的办院经验和国外类似科研院所的管理运行经验。举个小例子，在“文革”之中非常混乱的局面下，陈景润先生都能做出令人艳羡的成果。现在的条件肯定好多了，但像陈景润这样潜心科研的人反而少了，为什么？只会埋怨大环境，是无能的表现。中科院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营造更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的小环境。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让一部分“以学术为志业”（韦伯的说法）的科研人员先安下心来。

最后一点是，我个人以为，中科院总体上应该属于使命导向的国立科研机构，而不属于自由探索的科研组织。因此，中科院应该更自觉地以解决或帮助解决国计民生中的关键技术难题为己任。那么，机构设置、资源分配、人才培养、考核评估等等，都得相机做出必要的调整。例如，对于某些研究所，发表高水平论文就不应该是首要目标，能否为冲破卡脖子的技术难关而在理论基础、方法工具、工艺创新等方面做出独特贡献，才是正经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