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水洞沟遗址群发现于1923年，90年来它是讨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及古人类适应生存策略等重要学术问题的关键区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对新近发掘的一处地点——水洞沟第2地点进行了详细的地层、年代及石器技术分析，认为中国旧石器晚期的形成与欧亚大陆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过程。水洞沟既包含西方的技术因素，同时更主要的是中国北方本土的技术因素。该项工作对探讨东亚人类行为演化过程及晚更新世现代人的适应生存方式有着重要意义。英国的Antiquity于2013年87卷336期刊布了该项研究成果。

目前，水洞沟遗址群包含12个旧石器地点，跨越晚更新世晚期。该遗址发现后，历经多次考古发掘，主要集中于水洞沟第1地点、第2地点、第3-5地点、第7-9地点、第12地点，其中以第1地点、第2地点发现遗物最为丰富，研究工作也最为集中。

第2地点与第1地点隔河相望，发现于1923年，2003年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其进行了4个季度的发掘（2003-2005，2007）。遗址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共包含7个文化层，发现用火遗迹近10处，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包括石制品、动物化石、鸵鸟蛋皮串珠装饰品、磨制骨器等。文化层年代范围在距今4.1-2万年之间。

研究人员对出土于第2地点的1万余件石制品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分析，确定了两个技术体系：石叶技术系统和石片技术系统。石叶技术作为西方传入的石器技术，存在于第7、5a文化层，而石片技术是中国北方本土发展起来的石器技术，存在于第6-5b，第4-1文化层。后者是第2地点文化遗存的主流，石叶遗存仅存在于遗址形成的初始阶段，而后被石片技术所代替。这反映了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石器技术系统，石片技术系统延续的时间较长，而石叶系统仅仅是一个插曲，暗示了中国北方本土石片技术的连续发展。Madsen等学者之前认为的水洞沟第2地点是一个主要包含石叶遗存遗址的看法并不确实。水洞沟第2地点多样石器技术的揭示更加明确了水洞沟古人类具有多样的适应生存策略。

通过对石片石器组合内原料来源、剥片方法及石器类型等的细致分析，水洞沟以石片技术为代表的古人类主要从当时的河滩选取砾石，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生产石片，石器类型以边刮器为主，也存在旧石器晚期的典型器物端刮器等。不同层位古人类的适应方式有所不同。第2文化层存在远距离输入的原料，反映了古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可能存在一定的远距离原料获取或交换行为；第1文化层存在大量使用砸击法开发小尺寸燧石砾石的行为，反映了古人类对优质原料的充分利用，可能暗示了某种特殊的适应策略。

Madsen等学者曾依据水洞沟第2地点采集的石制品推测细石叶的起源是石叶技术与砸击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本文针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第2地点存在石叶遗存的层位并不存在砸击制品，存在大量砸击制品的第1文化层也未发现石叶遗存，故而就第2地点而言两者并无相互影响的基础。同时，细石叶技术产品有着复杂的预制过程，而砸击产品则简单，仅依据两者终极产品尺寸上的类似便将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武断的。两者尺寸上的类似可能有着相近的适应功能。

研究人员对第2地点的分析表明，水洞沟古人类具有多样的石器技术及适应生存策略，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有着与西方不同的路径。这促使学者们反思现代人出现后对人类行为多样性的研究，也促使研究中国旧石器的学者关注东亚人类行为演化过程的研究，不仅仅关注旧石器时代的分期，也应关注原料经济、适应策略等，从而构建针对东亚旧石器材料的独特研究视角。水洞沟遗址是讨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行为多样性及人群、技术交流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遗址，近年来科研工作较为集中，今后研究成果的相继公布将开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的新篇章。

该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图1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地层剖面及文化层位置（b修改自刘德成等2009。供图：李锋）

 

图2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出土的石器（供图：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