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严厉批评当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典型案例，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祁连山生态问题引起最高规格的环保问责，也让社会各界为之震动。
　　伤痕累累的祁连山
　　祁连山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以河西走廊绿洲非常重要的水源地而闻名，也是我国内陆河流域核心水源区。此外，它也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据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北研究院）院长王涛介绍，长期以来，由于受气候变迁、人为破坏和保护手段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祁连山区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退化，冰川退缩、水源涵养效能减弱、草地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等问题尤为突出。尤其是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更加剧了祁连山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今年年初，有媒体披露，甘肃省张掖市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中存在水电站生态用水下泄不符合规范、企业违规排污、违规审批矿产开发项目等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7月20日，祁连山生态问题被两办通报批评。4天后，甘肃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条例修订草案增加了7类禁止性活动，形成了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10项禁止性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该条例曾历经三次修订，部分规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将国家明令禁止的10类行为缩减为“狩猎、垦荒、烧荒”等3类活动。耐人寻味的是，这3类活动近年来已经基本得到控制，而被缩减掉的“砍伐、放牧、采药、开矿”等行为却恰恰破坏性大、频次高。
　　刻不容缓的修复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睿晶说：“部分地方领导出于扭曲的政绩观、发展观，甚至可能是利益输送等，对中央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故意淡化，甚至以小法取代大法，以地方规定绕过国家政策，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甘肃的案例也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建设生态文明，不仅仅是环境保护问题，也是政令通顺的问题。”
　　曲睿晶指出，目前规定的10项禁止性活动，对祁连山保护区原有的违规行为以及未来可能新增的破坏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约束。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下一步要对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有效摸查，进而提出一系列完整的修复方案。
　　曲睿晶反复强调，对于当地的生态破坏，仅仅限制增量是不够的，必须着手处理存量。他建议省市县对下一级，特别是涉事企业进行严肃的追责，本着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作为核心任务去落实。
　　曲睿晶表示：“如果不对这种因扭曲的政绩观、发展观造成的损害一查到底，追根溯源，重责重罚，会对其他类似地区造成不良示范效应，起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科研人员在行动
　　针对祁连山的生态之困，西北研究院一直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此前，他们就在大量调研工作基础上，向甘肃省委呈送了《祁连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今年6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正是由西北研究院副院长冯起牵头研究论证和编制实施的。
　　冯起说：“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重点要突出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以探索解决跨地区、跨部门管理体制等问题为着力点。在系统保护和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民生改善等方面要注重系统思考，协调发展。对资源开发管控和有序退出机制等，要实行严格的依法管理。”
　　究竟怎样让祁连山重焕生机？王涛建议，要开展生态承载力评估，界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合理的生态红线管理体系，设定生态红线管控级别，明确各级管制要求与措施。明确不同自然资源保护的生态补偿主客体，统一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引导核心区游牧民全部实施生态移民，保障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和各项生态补偿政策落实。进一步完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
　　王涛进一步指出，应当完善和优化保护区功能区划，设立综合管理机构，设立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试验区和生态保护科研支撑体系。建设涵盖森林和草地等生态要素、功能完善、科学高效的祁连山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结合遥感和地面生态监测手段，开展祁连山生态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监测、调查和评估。建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与环境大数据库，提升科学决策与风险评估和预警能力。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8-03 第4版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