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金翔龙在北极黄河站工作。（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金翔龙，中国海底科学奠基人之一，已是耄耋之年依然活跃在学术研究和工程生产第一线。在他的每一次人生选择中，“国家需要”始终是那颗决定性的砝码，从致力于海洋石油的勘探，到大陆架的研究，从中国边缘海的海底勘察，到渤海、黄海、东海的地球物理探测，从推动中国参与和引领大洋矿产开发，到推进海洋高新技术开发与海洋工程产业“突围”，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海洋地质工作，他都倾力而为，倾心奉献。

　　当今的中国，正在向深海、极地、深空发起挑战，对于中国新一代的海洋工作者和喜爱海洋的年轻人来说，走进金翔龙的海洋世界，从历史和现实的交映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有助于他们在这片蔚蓝、幽深的世界中破解更多的奥秘。

　　一 

　　1934年11月，金翔龙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战烽火中，年幼的他随父母颠沛流离于武汉、重庆等地，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家乡。民族的苦难使他心中深深种下爱国思想，在南京就读初中和高中时，他就积极参加进步组织，投身地下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祖国急需地质事业人才，金翔龙在1952年毅然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了当时冷门的地质专业。1956年大学毕业之际，恰逢国家制定《十二年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纲要》，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他和很多同学一样，对开发西部充满激情，希望投身到西部的地质工作中。

　　就在此时，金翔龙了解到，我国的辽阔海域还是一片神秘的处女地，而在国外，蓝色海洋早已成为一个热点，他感受到海洋对自己的召唤：“对，就是她，海洋！”

　　金翔龙把自己的选择告诉了老师马杏垣，并诚恳地征询其意见。马杏垣对他说：“好！从沙漠到海洋，这条路子对！”

　　20世纪50年代，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仅限于生物学，海洋地质科学是一块空白。金翔龙回到母校，向王鸿祯教授求教。王鸿祯对他的请求十分关心，亲笔写信建议其去青岛，找正在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的童第周先生（时任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和曾呈奎先生（专事海洋生物学研究）。

　　两位学术大家虽不从事地质研究，但他们表示将为金翔龙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来开拓海洋地质这个全新的领域。

　　1957年，金翔龙走进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前身）。面对我国海洋地质学科的一片空白，他决定白手起家。

　　在童第周和曾呈奎的支持与指导下，金翔龙开始组建海洋地质实验室。这支队伍在1958年我国首次大规模近海综合调查——“全国海洋普查”中，起到了生力军作用，先后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开展海洋地质调查。

　　通过这次全国海洋普查，金翔龙参与组建了海洋地质调查青岛与广州两基地的地质实验室，组织编写了海洋地质调查与分析规范。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石油资源及技术主要依赖苏联援助，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刚刚起步的中国工业遭受重创，几近瘫痪。

　　对此，金翔龙除了愤慨外，更多想到的是要尽快在辽阔海洋中找到石油，为国分忧。而当时的海上调查，仅仅是沉积物取样、水深测量等工作，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海洋资源的迫切需求。

　　“学地质、搞勘探，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找矿吗？”有了明确的目标后，金翔龙开始翻阅大量文献，恶补地球物理学知识，数学、物理、无线电、工程机械一样不能少。同时，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北京和青岛之间，调动一切力量，寻求地震勘探设备。

　　在中国科学院汇报工作的会议上，金翔龙详细论述了海洋石油勘探对地震勘探设备的迫切需求，中科院秘书长裴丽生听后立即请示党委书记张劲夫，很快盖有张劲夫个人印章的介绍信就交到了金翔龙手中。

　　金翔龙即刻赶到石油部，调出了我国刚研制出来的第一台地震仪。有了地震仪，他和同事又赶制出近两公里长的电缆，改装了检波器，培训操作人员，组建起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地震队。凭着对专业知识的自信，凭着对开发海洋的执着，金翔龙带着队伍开启了海上勘测作业。

　　海上作业条件恶劣自不待言，能够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也很有限，但金翔龙他们的想法是无限的，土办法和新设备一起发挥着作用。

　　为了保证海上每两分钟一次的快速爆炸，来不及用铁钳，金翔龙就用牙齿咬，不断地剥离起爆线。如今，这位老院士满口假牙，他笑着说：“后来，我的牙齿都松动了，引起牙周炎，吃东西都不行。所以说真的是咬着牙把这个事干下来的，地地道道地‘咬牙’。”

　　就这样，金翔龙带领我国第一个海洋地震队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海上第一条地震剖面（龙口—秦皇岛），实现了中国海上勘测“零的突破”。

　　早在1960年，金翔龙依据海上地震勘测及钻井资料，识别出渤海是一个断裂控制形成的、具有巨厚沉积的构造盆地，并划分其海底构造单元，评价了其海底油气远景，指出渤海西南部为油气富集区。金翔龙协助地质部下海勘探，支持地质部组建了第一支海洋物探队，开始了渤海的海底油气勘探。同年，他向石油部提出选择海南莺歌海为第一个海上油气勘探工区的建议，并于1966年协助石油部进入渤海，全面推动了我国海底油气勘探工作的展开。

　　1961年至1962年，金翔龙以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在我国首先调查南黄海，提出“一隆两坳”，将南黄海划为三个构造单元，并指出其中两坳陷具有含油远景，且南坳最佳。该提议被地质部接受为勘探南黄海石油资源的指导性意见，并在勘探中获得了证实。1976年基于北黄海的地球物理勘查结果得到的北黄海构造性质认识，也印证了金翔龙的判断。

　　二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金翔龙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牛棚”里偷偷地温习数学，学习当时刚问世的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知识。而此时的坚持与不放弃，为其日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动荡的岁月后，“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临。自1980年起，采用了新的地球物理勘测系统，金翔龙重点研究了冲绳海槽和东海陆架的地壳结构，着重对西太平洋沟、弧、盆体系中的冲绳海槽进行勘查，对海槽的地壳性质、上地壳层演化、断裂作用、第三纪以来的构造发展和海槽南、北段的构造差异提出了新观点，编制出1∶200万比例尺的冲绳海槽构造图，为维护我国大陆架权益提供了重要依据。

　　自1987年开始，金翔龙以中方首席专家的身份与德、法等国合作开展南海海底研究，获得了包括南海地壳构造、构造演化以及锰结核、富钴结壳等新型海底矿产的新发现、新认识，同时研究得出稀土含量已达到工业开采品位，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金翔龙主持“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大陆架及邻近海域勘查和资源远景评价研究》，编绘我国大陆架及邻近海域基础环境系列图，评价我国大陆架及邻近海域的生物资源与矿产资源，建立中国大陆架及邻近海域环境与资源信息库、划界数据与方法库，并按海洋法公约提出大陆架与邻近海域的各种划界方案，以支持我国的海洋管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这一项目获国家海洋局科技进步一等奖，金翔龙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称号及奖章等。

　　1990年，金翔龙受命代表我国出席联合国海底管理局和海洋法法庭筹委会会议，接受联合国技术专家组对我国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矿区申请的技术审查。

　　面对联合国十几位专家，金翔龙接受了详细又苛刻的技术审查。在答辩会上，他以流利的英语阐述我国太平洋勘探区的面积与位置、采用的调查手段与船只、勘探程序与精度、矿区选定与划分的原则。最后，他诙谐地说：“中国的申请方案在具有相等商业价值的含义上是个最佳建议，诸位专家在检验与计算后一定会发现这句话是真实的。”报告翔实又不乏自信，赢得了在场专家的掌声。

　　随后五天，专家们分组审核、计算我国申请矿区的面积、坐标及转折点，多金属结核矿的品位、丰度及资源量，地形趋势、坡度及海底障碍状况。而质疑与提问也更为苛刻，金翔龙面对面与他们进行激烈的技术辩论，并与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南丹进行多次单独谈判。经过连续五天五夜的奋战，应专家要求，陆续提出5种可供选择的矿区分配方案，最终为中国从联合国争得了15万平方公里的东太平洋理想矿区，为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国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八五”期间，金翔龙主持国家海洋局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开发》，在东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大洋多金属结核矿区环境与资源勘查，获得包括地形、沉积、水文气象、海水化学、海洋生物、海洋初级生产力以及结核资源在内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最终在我国登记矿区（15万平方公里）内圈定出10.5万平方公里的勘探目标区，为最终圈定7.5万平方公里的富矿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金翔龙的领导下，国家海洋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于2011年在西南印度洋圈定面积为1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于2014年又在西北太平洋获得面积为3000平方公里的富钴结壳合同区，使我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际海底区域拥有“三种资源、三块矿区”的国家。

　　进入21世纪，面对国家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严峻形势，金翔龙积极推动我国海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勘探研究，并于2001年2月与戴金星院士共同主持了以“天然气水合物研究现状及我国的对策”为主题的第160次香山学术研讨会。随着天然气水合物国家专项的持续调查与研究，在我国南海北部陆坡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和资源评价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并成功获取了水合物实物样品。

　　可喜可贺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5月18日，正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作业的钻探平台“蓝鲸一号”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取得圆满成功，已连续8天稳定产气，中国从此成为全球领先掌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技术的国家。

　　三 

　　海洋的探测与开发非常依赖技术，而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金翔龙，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技术控”。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金翔龙就自己想方设法改装地震仪、研制水听器，组装海洋地震勘测系统，先后试验成功地震单点测量法和连续剖面测量法，为地质部和石油部的海上勘探提供了海洋地震工作方法与技术方面的重要经验。1960年，他提出剖面仪的设计思想，1969年至1972年参与研制海底静力触探仪和浅层剖面仪，形成仪器产品，并通过海上试验，为渤海“沙七井”处海底浅层结构及工程力学性质研究提供了重要参数。

　　1978年至1981年，金翔龙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现代化的地球物理技术系统。以系统工程思想设计与主持组构“科学一号”调查船上三级计算机控制管理的地球物理采集系统，并在陆上建成陆基的数据处理（计算）中心。此外，他还建成古地磁、电子探针、X荧光能谱等试验室，为科学院系统的海洋工程勘测、海洋环境调查与海底科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

　　1991年至1994年，金翔龙在国家海洋局组建现代化的海底探测与信息处理系统。1995至1996年，他协助中国大洋协会引进、组构多频、多波束和深海拖曳等现代化大型海底探测系统，并在筹建的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中组建与其相配套的图形、图像信息后处理系统。海底探测与信息处理系统是国家海洋局承担大洋海底勘探开发和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基础环境与资源评价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支撑基础。

　　1996年，在金翔龙大力推动下，海洋“863”项目启动，他主持的相关工作打破了国外软件的长期垄断。项目组开发出多波束探测实时监控和处理系统，自行设计研制了声学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并大大提高了多波束勘测技术精度。

　　这些成果，对我国海底探测、海洋调查、海洋测绘和海底科学等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海洋工程科技的发展起步晚，没有相关的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缺乏顶层设计，各部门之间重复性劳动严重，阻碍了整个海洋工程科技的健康发展，造成与国外发达国家近20年的差距。2009年和2011年，金翔龙两次主持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项目《中国海洋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的《中国海洋探测与装备发展战略研究》。他对国内外相关海洋工程科技及产业部门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组织国内数十位专家学者进行详细论证，为我国海洋工程科技的中长期发展之路提供可借鉴的信息。

　　海底的统一性、海底自然过程耦合的复杂性和多要素参与的多样性决定了海底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特性。1985年以来，金翔龙在国家海洋局系统将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和海洋地球化学等集成为一体，创建海底科学。1997年，国家海洋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海洋局首批开放性重点实验室正式批准成立。目前，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海底科学合作研究与交流的窗口和载体，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开发海底资源和发展深海探测技术提供科学支撑，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的海底科学的发展欣欣向荣，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综合性的海底科学合作研究与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载体，一代代年轻的海底科学生力军跃然而起，为此金翔龙倍感欣慰：“我年逾八十，已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只想尽量多做点工作，为年轻人铺铺路，海洋广阔而精彩的舞台真正属于你们。”

　　【学人小传】 

　　金翔龙，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海洋局海底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以及中国岩石圈委员会、中国大洋钻探科学委员会、国际地球深部取样联合海洋机构地球内部动力学科学指导与评估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顾问委员会中的代表，联合国海底管理局专家组成员等职。 

　　金翔龙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37年日军侵华，随父母避难重庆，1940年就读于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1946年随家人返回南京，1947年就读于南京第一中学，1948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火光团”。1952年他立志成为技术专家报效祖国，并于同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大学期间，他参加多项西部地质勘查工作，足迹遍及西部山脉沙漠。195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海洋地质研究工作。1985年，金翔龙调入位于杭州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翔龙是最早建议并实施海底石油勘探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是我国海上石油勘探的开拓者。他率队在钓鱼岛附近勘察勘测，绘制出清晰的冲绳海槽构造图，他主持研究的大陆架及邻近海域勘查攻关项目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出巨大贡献。他是远海深海勘测的先驱，积极参加南极和北极的科学考察活动，为进一步建设海上强国开辟了通衢航道。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4日 16版）